引 言

我初次接觸到有關拜占庭的故事是在長島北岸一片風光宜人的鹽沼灘上。當時我在此處稍歇，閱讀一本名字簡單扼要的書——《最後的羅馬帝國》，準備追溯那些耳熟能詳的內容，黑暗時代的文明沒落、野蠻橫行。然而，閑適地倚靠著我最喜愛的樹木，我恍然發現自己眼前浮現出一幅絕美畫卷，繪滿了栩栩如生的歷代帝王，喧嘩躁動的蠻荒部族，那些自立為羅馬皇帝的人，直到許久之後帝國衰亡，化為塵土。恍然間，這一切顯得那樣熟稔，又那樣遙遠；羅馬帝國，某種意義上拯救了黑暗時代，點燃了傳統世界的文明之光。有關它的歷史似乎時常占據頭版頭條。希臘-羅馬文明締造的基督教-猶太教共存的社會危機四伏：移民遷徙，政教鬥爭，以及來自伊斯蘭世界好戰部族的威脅。在這個社會裏，窮人希望富人多繳稅，富人四處投機倒把，冗贅的官僚機構試圖在其中尋求平衡，在不引起眾怒的前提下大發橫財。

然而，拜占庭同時帶給我們驚人的陌生感，充滿誘惑，卻又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神職人員屹立於國家頂端，高高在上，皇帝站上了聖壇，對布道大加抨擊，吹毛求疵的神學理論引發了大街小巷的暴動。滲透現代社會的民主概念會讓拜占庭大驚失色。拜占庭社會奠基於3世紀的動蕩和暴亂，地方上暴動四起，皇帝只能孤注一擲，力保皇位。民主，意味著眾生平等，這將會嚴重動搖拜占庭等級森嚴、組織有序的社會，帶來永無休止的內戰噩夢，這也是所有人民力圖避免發生的。不過，拜占庭的人民也並非極權社會壓迫下的絕對囚徒。地位低下的窮苦農民和孤寡婦女都能在皇權之下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樣，一位地位低微的馬其頓農民最終一步登天，成為拜占庭最偉大的統治者，將廣闊國土擴張至幾乎包圍整個地中海地區。他的繼任者監管著一個宗教傳統根深蒂固的社會，同時這個社會又擁有世俗的教育體制，將自身視為江河日下的國家中文明之光的守衛者。如同拜倫勛爵的著名論斷，他們是“三核合並”：羅馬的肉體，希臘的思想，以及神秘主義的靈魂。

在眾多定義之中，這一條可謂出類拔萃，一部分原因是“拜占庭”這個術語是完全現代化的發明創造，因而為這個帝國下定義顯得愈發難於登天。我們所謂的拜占庭帝國事實上是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分，從323年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到11個世紀之後的陷落，其人民始終自認為是羅馬帝國的子民。大部分時間內，他們的鄰居、盟友和敵人也都持同樣的觀點；當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時，他自號為羅馬的愷撒大帝，認為自己是作為奧古斯都的直接繼承者統治此地。只有啟蒙時代的學者們相對偏好將他們的根源歸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拒絕承認東部帝國的“羅馬”之名，而是將之命名為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名稱。對他們而言，“真正的”帝國已經隨著末代西羅馬帝國皇帝的退位在476年宣告終結，君士坦丁堡“冒名頂替者”的歷史，不過是超過一千年的蠻族墮落、腐化和衰落的歷史罷了。

不過，西方文明的繁榮有極大一部分都要歸功於這座博斯普魯斯海峽上飽受鄙夷的城市。超過一千年的時間裏，這座都城佇立於此，作為東方偉大的堡壘，守護著新生的、混沌的歐洲世界，之後，自詡的世界征服者們前仆後繼地對這城墻發起了進攻。如果拜占庭帝國不曾存在，進攻的伊斯蘭大軍將會在7世紀橫掃歐洲，同時像吉本所思考的那樣，穆斯林的宣禮將在牛津的尖塔回響。然而，拜占庭所帶來的饋贈並不僅限於軍隊的力量。當文明的光輝在遙遠的西方愛爾蘭修道院逐漸暗淡之時，文明的火種卻在君士坦丁堡的土地上熊熊燃燒，時而蓬勃，時而平緩，但卻始終燃燒不滅。拜占庭最偉大的皇帝，查士丁尼大帝，帶來了羅馬法——時至今日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法律基礎，工匠們創造了拉韋納輝煌絢麗的馬賽克鑲嵌藝術，以及聖索非亞大教堂的輝煌建築，學者們為我們帶來耀眼的希臘和拉丁經典，這些經典在西方的黑暗時代幾乎被徹底湮滅。

假設我們將這些成就全部歸功於拜占庭，也就等於回避了一個問題——為何這個帝國會被後人如此長久地忽略？羅馬帝國的東、西兩部分四分五裂——先是文化，其次是宗教，隨著彼此日益疏遠，隔閡也隨之產生。基督教不過是掩蓋矛盾，維系關系的表面虛飾。然而到了1054年，當教會分裂為基督教和東正教兩部分時，東、西兩方都意識到，彼此的聯系是如此微弱，隔閡又是如此深刻。十字軍東征將雙方的裂痕擴張到最大化，激起東方長久以來的怨恨情緒，以及西方爆發的嘲諷聲音。當拜占庭的殘余勢力向伊斯蘭入侵者屈服之時，歐洲正重整旗鼓，掉轉風頭，對自身的勢力增長和蓬勃發展抱有十足的信心。雙方彼此蔑視，導致拜占庭長久以來陷入一片混亂蒙昧之中，而這本身是毫無意義的，正因此，那些曾經受過帝國庇護的人許多個世紀以來早已經忘記了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