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德美譽（第3/18頁）

在東漢後期，名士間交遊互訪，彼此品評，是一種新風，不但時尚，而且對士人聲譽的提高具有實際作用。

李膺和郭泰，就引領了這種風氣。

漢桓帝末年，時為河南尹的李膺，彈劾前北海郡太守羊元群貪汙。羊買通宦官，反定李膺之罪，引起清流朝臣和太學生的抗議。漢桓帝寵幸宦官，但有時候也懂事，很快就赦免了李膺。

李膺再拜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是監察官，主要職責是監察京城洛陽及周邊之事。但凡出任此職的人，往往都具備秉公執法、不畏權貴的特點。

李膺當然更是如此。

當時，權宦張讓的弟弟張朔為野王縣令，貪暴無度，枉殺孕婦。李膺正欲對其調查，張朔聞風逃至京城，藏在哥哥家的空心柱中。李膺得報後，馬上帶人破柱捕之，得口供，立斬之。

張讓向桓帝告狀，桓帝只好把李膺叫來，不過自然不能使其屈服。

此後，宮中大小宦官即使休閑日也不敢出宮，桓帝問緣由，答：“畏李校尉。”

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宦官犯罪被清流大臣懲治，桓帝在讒言下反治大臣之罪。太尉陳蕃勸諫無效。此時，李膺亦在懲處宦官黨羽時遭誣：“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這一次，桓帝將李膺等人下獄，陳蕃亦被免去太尉一職。

外戚竇武，身份雖顯貴，但為人正直，想方設法營救“黨人”。此時，一些宦官也恐禍及身，見好就收。經大赦天下，諸人被放出，但李膺等“黨人”，以及親族、門生，都不得為官。這就是東漢第一次“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後不久，漢桓帝死，漢靈帝即位，陳蕃官復太尉，在其努力下，李膺等人又被朝廷起用。但不久後，洛陽發生政變，陳蕃和竇武都死難。

李膺雖繼陳蕃之後，為天下士人的領袖，但又一次被罷官。

李膺在職時，因樂於提攜德才兼備的後生，年輕士人到洛陽都以能被其接見為榮，這在當時被稱為“登龍門”。被接見者也會因為李膺的品評而身價百倍。或許是李膺的影響力太大了，搞得一些專權的宦官心裏不踏實。

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宦官為徹底壓倒和消除清流朝臣的影響力，誣其為“鉤黨”，罪名是“相舉群輩，欲為不軌”，李膺等人被下獄處死，其他幸免者也遭到打擊。

宦官通過皇帝的詔書，禁止這些名士的門生故吏、族子兄弟出仕為官，導致“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皆為“黨人”，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陳蕃先死，李膺再亡，在洛陽學界享有盛譽的太學生領袖郭泰亦退隱山西故鄉。李、陳的門生都被禁了官路，想出仕也沒希望了。

第二次“黨錮之禍”後，清流朝臣挽救東漢危亡的努力實際上已宣告失敗。

在這種嚴酷的背景下，很多士人不得不選擇歸隱與放曠，普遍的人生選擇造成社會的集體轉向，導致了儒學在東漢末年的徹底崩潰，或所謂“蓋魏晉人之一切風氣，無不自後漢開之”！

最初的名族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仆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余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東漢朝廷上的“清流”在與宦官的較量中失敗了。但是，地方上的那些名族卻沒有消沉下去。

除百年積累的名望外，最關鍵的是：世家大族們精通儒家經史典籍並掌握著解釋權（家學），保持父子兄弟累代相傳的道德和家族的風格傳統（家風）。憑借著深厚的家風家學，他們讓“士”的分量越來越重，最終開辟了由東漢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士族政治之路。

名士家族的家風家學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士族贏得包括皇帝在內的全社會尊敬的重要原因。唐朝初年，崔、盧、鄭、李為什麽在沒有高官的情況下也可以成為全國四大高門？就是因為綿延不斷的家風和家學使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先說本條中的陳太丘，即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今河南許昌）人。

漢末魏晉時的河南潁川，可謂真正的人傑地靈。潁川陳寔，則是東漢後期一個士人的典型。這種典型說的是，他官職雖很小，但由於具有高德，所以名聲極大，與同在潁川郡的名士鐘皓、荀淑、韓韶合稱“潁川四長”。

生活在桓靈時代的陳寔，小時候就非常愛學習，後被縣裏推薦到洛陽太學讀書。學成後，他回家鄉當了亭長。不久後，被提拔到山西聞喜做官，幹了一段時間又調回河南，出任太丘即河南永城的主官，大家敬稱為陳太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