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重慶參軍第一人（節選）

鄧述義（中國駐印軍獨立戰車第五營通訊上士）

我老家在湖北武漢。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我隨父親遷移到陪都重慶。由於父親是武漢裕華紗廠老板，家庭條件自然比一般人家優越。但是在戰火之下，人人都無安全感可言。那時的重慶也時時被日機轟炸。在一次大轟炸中，三姨媽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著孝服住在我們家。我沒有見過死人，但見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淚水！躲在防空洞裏的人也並不安全。我記得有一回，日機來了好久也沒回去。防空洞裏悶死了好多人。聽拉車的傭人說，收拾屍體時，光是金表之類的金銀細軟就裝了好幾大籮筐！屍體埋在河邊上，漲水時一沖，就順江而下，江面上滿是死人！

我那時正在位於重慶南岸黃角埡的博學中學念高三，家裏的紗廠時時成為日本人的轟炸目標。而且重慶如若不保，再往哪裏退？！……

…………

我和好友盧樂禮（北方淪陷區人）在他叔叔處（他叔叔為當時國民黨軍醫處中將處長）摸清狀況後，徑直到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機關，向衛兵講明來意，要求見長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們。同我們談了許久之後，拿出本子要我們先登記。我搶先寫上了自己的名字，成為戰時陪都第一個報名參軍的學生。

那時國內還未提倡學生參軍。學生是國家的棟梁，學生如若從軍，戰後誰來重振中華呢？但祖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很快，報上刊出了醒目的頭條，讓學生們響應號召從軍抗日！一時間到處都上演著從軍熱。母親整日在家哭泣，父親和校長不時勸我，但我的心已經飛向了印度。

一個月後我們終於出發了！到昆明等待飛印。還要由美軍統一重新體檢。美國的醫官全是笑呵呵的。他們發給每個人一張體檢表。檢查完一項，若是合格則在對應欄內用鉛筆畫上個勾。我在行軍途中患了角膜炎，兩只眼睛紅紅的，當然檢查不合格！怎麽辦呢？難道要在這裏打回票麽？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機場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鉛筆畫了一個勾。勾是有了，但體檢也近尾聲。過關的同學都喜滋滋地出來了，我發現他們的手臂上均印有一個藍色的表示合格的圖章，靈機一動，拉過一位，兩手臂緊緊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雖然字跡全是反的，也沒人注意，我就這樣上了飛機。

抵達印度後，就到了印度比哈爾邦的藍姆伽接受軍訓，編入了駐印軍獨立戰車第五營。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通信學校學習無線報話的那十二周了。班上的同學來自各個營部，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多數人根本不懂英文，還需要從ABC學起。第一節課下來美國教官就吃不消了，苦著一張臉把這重擔交給了翻譯官。第二節課下來，翻譯官也吃不消了，見我英文還勉強過得去，他幹脆把這擔子移給了我！

我辛苦了十天，終於有了成效，課程得以順利進行。美國教官就同我比較熟了。兩個教官都是二十來歲的軍士。一個是落腮胡William-Slider；一個是大個子Henry-Camp。落腮胡看我圓滿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務後，高興地送給我兩盒“Pall Mall”雙獅過濾嘴香煙。課間的時候我們還常常坐在一起聊天。雖然我的英語有些蹩腳，連比帶畫竟也達到了交流的目的……

學習結束之後，我們都相互留了聯系方式，但卻在軍旅途中不幸丟失。

…………

一九四五年春末，我們由一位美軍上尉領著，到加爾各答去取新車。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軍軍營裏和他們同吃同住。中國兵習慣用的是一個大口盅加上一個湯匙。美軍的夥食對我們來說很不適應。牛肉粥、雞塊、沙拉和冰淇淋等統統倒在一個口盅裏，實在是糟糕透頂！為了照顧我們的習慣，他們對中國兵特別優待——允許分幾次領取。

…………

一九四五年夏，動身回國時，部隊裏分配的是一輛卡車。兩個人一中一美搭档，輪流開車。我的夥伴是一個比我大一歲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當兵前也是個高中生。我英語不好，他中文也只會幾個簡單的詞，但我們交談得很愉快！他還告訴我，他打算以後要當一名科學家。既然交流費勁，我們就幹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 River》、《Old Folks at Home》、《Mississippi River》等之類的老歌。雖然絕大部分都是不和諧的合唱，但我們還是唱得津津有味。有一天，聽他唱過一段深沉而雄渾有力的歌曲之後，我接著唱起了福斯特的名曲——《Old Black Joe》。當唱到“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時，他突然大吼一聲：“Shut Up！”對我怒目而視。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見他怒氣沖沖，趕緊不停地賠不是。他好容易冷靜下來，給我講了一大堆道理，譴責我不應當侮辱他們黑人。話說完之後就板著臉不再理我了。車隊到昆明之後，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別。我到現在還沒弄明白，他為什麽要生我的氣？《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頭也不知道哪裏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時還能再見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釋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