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洛神賦（第4/9頁）

而這時候甄宓在做什麽呢？《魏略》記下了這樣一件小事：曹操在這一次東征時，不光帶著自己老婆卞夫人，還帶走了甄宓的一兒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軍才返回鄴城。卞夫人回來以後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問她說你跟你兒女離別這麽久，應該很掛念才對啊，怎麽反而容光煥發更勝從前呢？甄宓回答說：“有您照顧他們，我還擔憂什麽呢？”（自隨夫人，我當何憂！）

這個心態是很可疑的。兒行千裏母擔憂，兒女隨軍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顧，當母親的最多是“不擔心”罷了。可史書上描述此時甄宓的狀態，用的詞是“顏色更盛”。注意這個“更”字，說明甄宓的面色，比與兒女離別時更加光彩照人。換句話說，自從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兒女離開以後，甄宓非但毫不擔憂，反而一直很高興。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狀態會如實地反映在生理狀況上。本該“不擔心”的甄宓，卻變得“很高興”，說明甄宓高興的，並不是兒女出征一事。那麽她到底在高興些什麽呢？

在這之前，曾經有一次卞夫人隨軍出征得了小病，甄宓聽說後徹夜哭泣，別人告訴她只是小病，已經痊愈了，甄宓繼續哭，不相信，說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鄴城，甄宓望著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說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動壞了，連連稱贊她是孝婦。

這兩件事都是相當高明的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謙恭。就連裴松之都質疑說：“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因此這些行為說明不了甄宓是孝婦，只能證明她有智慧，工於心計。她越是處心積慮地討好卞夫人，越證明她是在掩飾些什麽，圖謀些什麽。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在許都發動叛亂。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個帝國的政治中樞居然發生了近臣叛亂，而且還是發生在劉備與曹操在漢中大戰之時，關乎曹魏的生死存亡，這已經不能用警衛疏失來解釋。

這種叛亂，必然是經過了長期醞釀、籌備和組織。所以它雖然爆發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劃卻應該是在更早的時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鄴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將完成而變得特別高興。這兩者之間，很難說沒有什麽因果聯系。

那麽一個大致結論便可以得出來了：甄宓，正是這一起叛亂的幕後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親手種下這些叛亂的果實，然後興致昂揚地看著它們發芽、結果。

這等規模的叛亂發生在肘腋之間而高層全無覺察，內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曹植難辭其咎。曹植雖然貪杯，卻並非庸碌之徒，手底下還有楊修、丁儀、丁廙兄弟這樣的幹才，可為什麽還是讓這起叛亂發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給曹叡的奏章裏說的“絕纓”事件，這個事件恰好可以把這一切疑問都串起來。

甄宓很清楚曹植對自己的感情，並且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感情是可以利用的——還有什麽比控制安全事務最高負責人更有效的叛亂策謀呢？

當時的鄴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為甄宓提供了絕好的環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這個多情種子就會不顧一切地鉆入彀中。於是“絕纓”事件發生了，誰絕誰的纓，這很難講，我們也無從揣測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看到的只是結果。結果就是曹植玩忽職守，鄴城與許都的治安變得漏洞百出。讓吉本、魏諷等人從容鉆了空子，以致釀成大禍。

這個貫穿整個建安二十二年的陰謀，就是絕纓事件的真實面貌。可我們現在知道的，只是一些發生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背後隱藏的東西，始終還遮蓋著重重的迷霧。每一個陰謀，都會有它的動機和目的。甄宓不是瘋子，她如此處心積慮，究竟意欲何為呢？

要理清這個問題，我們須得從“絕纓”事件的後果開始說起。

曹丕和曹植對於太子之位的爭奪相當激烈，原本曹操更傾向於曹植，好幾次差點就定了他當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檢始終讓他心存猶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對叛亂有所預感，所以有意把鎮守後方的重任交給了曹植，算是對他的最後一次考驗。如果曹植順利通過，那麽太子之位幾無懸念。

但吉本和魏諷的叛亂，徹底斷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細考察這場叛亂，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特點：第一，規模非常小，參與者不過吉本、韋晃等人雜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響非常大，吉本叛亂後，曹操把漢獻帝身旁的漢臣屠戮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