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租界之戰：裕祿的一場政治表演（第4/7頁）

如何匯報戰況：裕祿寫奏折的藝術

6月17日早晨接到照會之後，裕祿就已經感覺到了腦袋上的頂戴可能大事不妙，他在大沽口的防務中存在著嚴重的失職，但裕祿雖然指揮戰鬥的能力一般，對處理這樣的“危機”還是很有信心的，因為多年的官場生涯已經使他明白：只要是做官，就難免出事故。但只要能將事故上報給領導（慈禧），就一定有補救的辦法。

6月17日，在接到“照會”之後，裕祿立即給慈禧發了第一道奏折——《大沽口炮台緊急情形折》。相信我們還記得，裕祿同志在這道奏折裏說了什麽，沒說什麽。他只告訴慈禧：他收到了“杜士蘭照會”，大沽口外的聯軍向羅榮光發最後通牒強索炮台，情形危急！然後他報告了一陣天津的兵力空虛，希望朝廷趕快派兵接應（“並請旨迅飭董福祥等統帶所部，星夜來津接應”）。

而至於最關鍵，也是對慈禧的決策最重要的信息——洋人是否已經開戰，炮台還在不在守軍的手裏？裕祿什麽也沒說。

裕祿當然不能說。根據租界方面的記錄，炮台失陷的消息在17日上午就已經傳到了租界（租界聯軍才因此主動出擊），裕祿不可能不知道，即使不知道也應該派個偵察兵了解清楚情況後再迅速續報給慈禧。但裕祿需要的就是對大沽口的“不知情”，其實如果不是這天殺的洋人將一份什麽照會送過來，裕祿倒是寧願一直被“蒙在鼓裏”的，最好悄無聲息地就把大沽口給占了，這樣他頂多是個“失察”的責任。而洋人卻偏偏將他拖下了水，於是裕祿只好先硬著頭皮寫了這一封奏折，但給朝廷報告重大事故嘛，不能一上來就講明白的，一講明白慈禧就不會緊張了，就會立即怪罪到裕祿頭上，裕祿需要的是要將大沽口的情況一點一點地“透露”給慈禧。

接下來，6月18日、19日，裕祿再無寫給慈禧的奏折，盡管此時的慈禧在皇宮已經是望眼欲穿。

6月20日，在有充分的時間能夠混淆之後，裕祿才給慈禧寫了第二封長長的奏折——《接仗獲勝折》。他把第一封奏折之後所有的事情都放在這封奏折裏一並說了。而這道奏折堪稱“名篇”，不僅“保”裕祿綽綽有余，還是可用於官場逃避問責、訴苦表功的示範性教程，皆是欺上瞞下、移花接木、混淆是非之必備讀物。請大家來看一下翻譯版本。

領導：我不是在6月17日報告了我接到了杜士蘭外交照會，大沽口外聯軍發最後通牒給羅榮光、欲占炮台，我請旨要求朝廷派援軍嗎（你們為何不派）？我剛報告完，旋又（注意）接到羅榮光也派快馬前來報告他接到了“最後通牒”一事。隨後（注意）又接到羅榮光的第二封報告，報告說洋人首先開炮進攻，他正率領守兵竭力抵抗，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洋人既已經在大沽發動戰事，天津的防務必然十分要緊，於是我馬上（注意）命令天津駐軍做好各項軍事準備。天津的兵力還是比較少啊（再強調一下），而在天津的拳民已經不下3萬人，現在緊急備戰。這是一支很好的利用力量，形勢所迫，我就不得不先暫時招撫以應急，於是我親自接見義勇的首領，辦理此事（由於此時義和拳還沒有被慈禧宣布“合法”，還沒有真正成為“義和團”，於是特意將他“私自”聯合義和拳的情況做了說明）。

我正在辦理此事之時，接到報告，有一部分洋兵從大沽口坐火車北上試圖進犯天津，洋兵率先開炮，我軍阻截（洋人果然來犯津了，證明了之前加強天津防衛的必要性，並且說明天津的戰鬥也是“釁自他開”）。

隨後租界裏洋軍分路出擊，我親率各軍和拳民竭力進攻租界，軍民團結一心，英勇奮戰，一直激戰到19日，我軍獲勝在望，紫竹林租界指日可下（所謂“獲勝在望”，這大概指的是“精彩”的炮戰）。

我與負責阻截大沽口北上之軍的聶士成商量，準備一鼓作氣先攻下租界，然後全力接濟羅榮光。大沽口距天津一百余裏，電報不通，那邊的情況如何，還沒有確切的消息，只是聽說彈藥庫被炸，危急的情況可想而知。不料又聽說西摩爾聯軍正在回撤天津，看來，我又不得不派出軍隊前往防禦了。

領導，這就是這些天洋人首先開釁、我接仗獲勝，並現在籌劃防守的實在情形。雖然我軍民心極固，軍氣甚揚，但以天津現有兵力，以一敵八，軍事萬分棘手，請調撥大軍，星夜赴津增援。我把這個戰時報告發給領導，聽候指示，縱有千難萬難，奴才唯有妥為聯絡，竭盡心力辦理！（一句話總結：你辛苦了。）

完美，十分完美。大沽口炮台早在17日就已經失陷了，而在裕祿同志20日這封奏折裏，他大談特談的仍然是他如何保衛天津，如何英勇地領導租界之戰，他比上一封奏折“進了一步”的只是告訴慈禧戰鬥已經打響，但竟然還是沒有告訴慈禧炮台已經失陷的事實（裕祿最終是在第二天——21日才報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