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戊戌變法：光緒和慈禧的權力博弈（第5/23頁）

幾年的教學、出書、上書已經讓康有為積累了豐富的社會活動經驗。這一次，他學聰明了，不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聯合全國18個省的舉人共同簽名，然後發動這些舉人在京城裏到處找大官們投遞，以示這是天下讀書人的心願。

投遞的結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沒收。這都在康有為的預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沒有想到的，那就是——媒體報道。

親愛的媒體工作者們應該都知道，康有為發動這樣的事情是很受媒體歡迎的，因為它伸張的是“民意”，而媒體就是表達民意的。於是某份報紙在報道京城舉人投遞上書的時候，用了一個後來我們熟悉的標題——公車上書。

如果我是這份報紙的總編，我一定會誇獎想出這個標題的編輯：你幹得很好！

自古以來，基本上每一個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較禮遇讀書人的，這不是因為他們尊敬讀書人，而是知道讀書人不好惹。

要知道讀書人是喜歡發牢騷的，而讀書人的牢騷又並不只是發發而已的，搞得不好，它會成為社會動亂的源頭，甚至是農民起義的理論指導，對社會穩定危害極大。事實上即使不影響穩定，這種牢騷也很恐怖，因為它比唐僧念的經還要堅韌，一有機會就會在你耳邊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們都很敬畏讀書人的那張嘴。為了在源頭上消滅這張嘴的非正常運動，皇宮會派出一輛輛牛車馳騁於城廓鄉間，專門收集讀書人的意見，由於這種牛車有專門的經費供養，所以叫公車，由此產生的消費叫公車消費，後來，“公車”也能代指關心天下大事的讀書人。

可見“公車上書”這個詞語做標題，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筆很好。

媒體熱炒，在康有為看來，這自然是他的功勞。文章是他寫的，花了一個晚上，他不僅是作者，還是“領銜公車上書”的人，康氏成為了“公車上書”的代名詞，後來康有為和梁啟超寫回憶錄的時候，不斷地強調這一點，很多的歷史書也強調這一點，但這種看法在歷史上是存在疑義的。

因為當時的媒體著重報道的是“公車上書”這種現象，而不是發起人康有為。簽署《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全國都震動了，當時除了康有為的上書，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其他舉人們的上書達到了十幾起，更厲害的是，還有官員參與上書，“公車上書”指的就是這個現象，而不是單指康有為版本。後來人們一說到“公車上書”認為說的就是康有為，這個說法來自於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回憶錄，是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甚至還有一種史料認為，就連康有為版本的“公車上書”，康有為也沒有最後參與。正當他寫完文章後的那一天，他聽到了自己已經考中進士的消息，而帶頭搞這樣影響社會穩定的上書很可能對將來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為雖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終沒有在文章後面簽下自己的名字。

總之，“公車上書”強調的並不是康有為，此時的康師傅絕對是一位熱血青年，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宣傳康有為的需要，就只采用他回憶錄裏的說法，對歷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還給他們以及讀歷史的人。

雖然經過了媒體的報道，康有為這次的上書仍然沒有到達光緒的案頭，康師傅辛苦一夜，光緒只字未見。

媒體報道之後，“公車上書”甚至沒有在官方引起轟動。當時官方就在醞釀變法，原因前面講述過，清日戰爭的慘敗對朝廷打擊太大，首先做出反應的並不是讀書人和民間，而是整個官場，大家都清楚，再這麽爛下去，總有一天會徹底爛掉。由於官員們有了變法的“共識”，“公車上書”雖然很熱，但在朝廷看來，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間正常反應，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法是要變的，但變法不可能由這些毫無行政經驗、無實權又不懂得體制運作的讀書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們，老百姓也不會相信他們（無權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車上書”事件雖然很特別，對康有為對整個清國都算是一件大事，但並不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造成了1898年的變法，變法是朝廷的主動選擇。

但是對於康有為來說，“公車上書”事件對他的影響並沒有完，決心要搞搞社會活動的他已經靈敏地發現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東西——媒體。

必須利用好媒體！康有為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這個想法在現在是一點都不奇怪的，所謂信息社會，幹什麽都要發布一下，炒作一下，對於立志成為社會名人的人來說，結個婚，生個崽，上個床，下個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時的清國，雖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經有了報紙，但總體來說還是稀罕之物，能夠意識到“筆杆子”力量的人還不多，而康有為發現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