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小評

在官修之正史中，自來學者多推崇《明史》，以為“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1]。理由是（一）修史時間極長，從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歷時凡六十年[2]；（二）纂修者多系一時專門學者，如朱彝尊、毛奇齡、湯斌、吳志伊、汪琬、萬斯同、姜宸英、劉獻廷、李清等——遺老如黃宗羲，顧炎武雖被羅致而不就，但亦與有相當關系[3]；（三）立傳存大體[4]；（四）去前朝未遠，故事原委，多得其真[5]；（五）事詳文簡。

反面的批評以為《明史》不能算盡善盡美，因為（一）清帝鉗禁太甚，致事多失實；（二）因學派門戶之偏見，致顛倒失實；（三）搜訪之漏落；（四）明清關系多失真相[6]；（五）弘光迄永歷之終，事多失實。[7]

其他褒揚的和貶責的批評，百數十年來聚訟紛紜，而大要不過如上二說。關於《明史》本身的評價和缺失，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能一一詳論。我在此所要指出的是《明史》不是一部完好可讀的史籍。我們縱不能把它重新改造，至少也應該用清儒治學的精神，替它再逐一校勘一遍，補缺正誤，方不致貽誤學者。

《明史》因修纂時間過長，從順治二年數起有九十五年，如從康熙再開史局數起也有六十幾年。中間不知道更換了多少總裁，多少批纂修。不由一手始終其事，所以紀傳志表，往往抵牾。並且卷帙過多，替它逐一審校一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如將一切明代史籍，清人傳述，和湯斌、尤侗、汪琬、朱彝尊、楊椿、毛奇齡一班人所撰的史稿，黃宗羲、全祖望、王夫之一班人所撰的詩文集，和《明史》一一互校，便可發現《明史》有若幹部分有脫文斷句，有若幹部分有訛字誤文，有若幹部分重復，有若幹部分漏落。這些小問題向來不被人注意，粗心一下讀過去也就算了。可是我們如要可信的史實，要利用這些史料時，便非先費一番工夫，做幾次辛苦的校讀工作不可。

為要引起一般學者對這一小問題的興趣，以下試約略舉出幾條《明史》中較為顯著的錯誤，作為例證。

（一）脫文

卷二八五《趙壎傳》附《烏斯道傳》：“傅恕字如心，鄞人，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斯道字繼善，慈溪人……子緝亦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滎陽外史。”這一段小傳，我們如不參校旁書，便一輩子也不會明白它的錯誤，以為滎陽外史即是烏緝的別號，“子緝”下一段都是烏緝的傳文了。但試一檢王鴻緒《明史稿》[8]的傳文，烏緝又作烏熙，“子緝亦善詩文”下“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上有“真字千之”四字。這樣一來，“洪武四年”以下一段便都成為鄭真的小傳，和烏氏父子毫不相幹了。按張時徹《寧波府志·文學傳·烏斯道傳》：“子熙光，字緝之，為國子監丞，亦以詩文擅名。”《慈溪縣志·文苑傳》所載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斯道子名熙光，字緝之，《明史》作名緝固然錯了，《明史稿》作名熙也不能算不錯。《明史稿》“真字千之”四字是承上文“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說的。《明史》疏忽，落此四字，便張冠李戴[9]，鬧了笑話。

（二）錯誤

卷三《太祖本紀》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置殿閣大學士，以邵質、吳伯宗、宋納、吳沉為之。”故宮出版乾隆四十二年重纂《明史本紀》文同。按宋納即宋訥，納為訥之訛文。卷一三七有《吳訥傳》。《吳伯宗吳沉傳》同見卷一三七。王鴻緒《明史稿·本紀》三只說：“十一月戊午仿宋制置殿閣學士。”邵質不見《明史》及其他諸書，竟不知他到底是什麽人。考王氏《明史稿·太祖本紀》的撰人是湯斌。檢《擬明史稿》卷三：“戊午初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據此，邵質原作劉仲質。證以《明史》卷一百十一《七卿年表》，“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劉仲質任禮部尚書，十一月改大學士”，再考北平圖書館所藏《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始仿宋殿閣之制，置大學士官，同拜命者宋訥、吳伯宗、吳沉、劉仲質四人”，都足證明《明史本紀》所說的邵質實即劉仲質。《仲質傳》附見《明史》卷一三六《崔亮傳》：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禮部尚書……是年冬改華蓋殿大學士，帝為親制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