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奴隸和奴變

一 奴隸的來源

元末明初的學者陶宗儀，在所著《輟耕錄》卷十七奴婢條，說明這時代的奴隸情形，他指出了幾點：第一蒙古、色目人的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稱為驅口，這類人是元初平定諸國所俘到的男女匹配為夫婦，所生的子孫，永為奴婢。第二是由於買賣，由元主轉賣與人，立券投稅，稱為紅契買到。第三是陪送，富人嫁女，用奴婢標撥隨女出嫁。這三類來源不同，性質一樣，在法律上和奴隸對稱的是良人，買良為驅，就法律說是被禁止的，因為良人是國家的公民，驅口或奴隸則是私人的財產。

其次，奴隸的婚姻限於同一階級，奴婢止可自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除非是良家自願娶奴隸的女兒，至於奴娶良家婦女，則絕對為法律為社會所不容許。

主奴關系的改變，有一種情形。奴隸發了財，成為富人，主子眼紅，故意找出一點小過錯，打一頓關起來，到他家席卷財物而去，名為抄估。家傾了，產蕩了，依然是奴才。除非是自己識相，自動獻出家財以求脫免奴籍，主人出了放良憑執，才能取得自由人的地位。

在法律上，私宰牛馬杖一百，打死驅口或奴隸呢，比平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奴隸的生命和牛馬一樣！

奴婢所生的子女叫家生孩兒。

買賣奴隸的紅契，據姚燧《牧庵集》十二《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說：凡買賣人口，都要被賣人在契上打手指印，用的是食指，男左女右，以指紋的疏密來判斷人的短長壯少。這位潘廉訪就曾用指紋學，集合同年齡的十個人的指紋，來昭雪一件良人被抑為奴的冤獄。

買奴的事例，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555年楊繼盛的遺囑，他在被殺前寫信給兒子處分後事，有一條說：“曲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和你兩個丈人商議告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行，你就難管。”

奴隸作為財產處分的實例。小說《今古奇觀》“徐老仆義憤成家”是根據《明史》二百九十卷《阿寄傳》寫的，淳安徐家兄弟三人分家，大哥分得一匹馬，二哥分得一條牛，老三被欺侮，分得五十多歲的老奴阿寄，寡婦成天悲哭，以為馬可以騎，牛可以耕田，老奴才光會吃飯，老奴才氣急了，發憤經商，發了大財，臨死時說：“老奴牛馬之報盡矣！”

二 《大明律》中的奴隸

驅口這一名詞在明代似乎不大用了，奴隸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情形卻並不因為朝代之改變而有所不同。

為了維持階級的尊嚴，庶民是不許蓄養奴隸的，《明律》四《戶律》一：

庶民之家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一奴婢從良。

良賤絕對不許通婚，《明律》六《戶律》一：

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各離異改正。

奸淫的處刑也不問行為，只問所屬階級，《明律》二十五《刑律》八：

凡奴及雇工人奸家長妻女者各斬。妾各減一等，強者亦斬。凡奴奸良人婦女者，加凡奸罪一等。良人奸他人婢者減一等，奴婢相奸者以凡奸論。

毆罵殺傷也是一樣，《明律》二十《刑律》三：

凡奴婢毆良人等加凡人一等，至篤疾者絞，死者斬。其良人毆傷他人奴婢者減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殺者絞。若奴婢自相毆傷殺者，各依凡鬥傷法，相侵財物者不用此律。

凡奴婢毆家長者皆斬，殺者皆淩遲處死，過失殺者絞，傷者杖一百，流三千裏。

若奴婢毆舊家長，家長毆舊奴婢者以凡人論。

凡奴婢罵家長者絞。若雇工人罵家長者，杖八十，徒二年。

大體地說來，私人畜養的奴隸愈多，國家的人民就愈少，租稅力役的供給就會感覺到困難。因此政府雖然為代表官僚貴族地主的少數集團利益而存在，但是，這少數集團的過分發展將要動搖政府生存的基礎時，政府也會和這少數集團爭奪人口，發生內部的鬥爭。例如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詔解放過去因戰爭流亡，因而為人奴隸的大量奴隸。正統十二年（1447）雲南鶴慶軍民府因為所轄諸州土官，家童莊戶，動計千百，不供租賦，放逸為非，要求依照品級，量免數丁，其余悉數編入民籍，俾供徭役。政府議決的方案是四品以上免十六丁，五品六品免十二丁，七品以下遞減二丁，其余盡數解放，歸入民籍，但是，實際上，這些法令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因為庶民不許畜養奴隸，而畜養奴隸的人正是支持政府的這少數官僚貴族地主集團，法令只是為庶民而設，刑不上大夫，這法令當然是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