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

一 明太祖的折中政策

自稱為淮右布衣，出身於流氓而做天子的朱元璋，在得了勢力稱王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處。第二是用什麽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權。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時（至正十五年六月，1355），當塗學者陶安出迎：

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1]

至正十八年（1358）葉兌獻書論取天下規模：

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元將察罕帖木兒），南並張九四（吳張士誠），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2]

部將中馮國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說：

洪武初定淮甸，得馮國用，問以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渡江取金陵，置都於此。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群寇，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曰：“吾意正如此。”[3]

參酌諸謀士的意見，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後，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拓應天城，做新宮於鐘山之陽，至次年九月新宮成。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同月滅吳張士誠，十月遣徐達等北伐。十二月取溫、台，降方國珍，定山東諸郡縣。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吳王稱帝，改元洪武，湯和平福建，四月平廣東、河南。七月廣西平。八月徐達率師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山西平。二年八月陜西平，南北一統。四年夏明升降，四川平。十五年平定雲南。二十年元納哈出降，遼東歸附，天下大定。在這一長時期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隅而擴為全國。元人雖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實力，時刻有南下恢復的企圖。同時沿海倭寇的侵襲也成為國防上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國防的設計是當時朝野所最矚目的兩大問題。

基於天然環境的限制，東南方面沿海數千裏時時處處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險，東北方面長城外即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黃河以北便非我有。防邊須用重兵，如以兵權付諸將，則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鎮跋扈的危險。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邊界，以收統轄指揮之效。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東北為國防關系，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則北邊空虛，不能防禦蒙古人的南侵；如建設在北邊，則國用仍須仰給東南，轉運勞費，極不合算。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縣制和封建制的選擇，也成為當前的難題。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藩屏衛是許多原因中之一。周代封建藩國，則又枝強幹弱，中央威令不施。這兩者中的折中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一面設官分治集大權於中央，一面又分封子弟，使為國家捍禦。這樣一來，設國都於東南財賦之區，封子弟於東北邊防之地，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得到一個完滿的解決。這就是明太祖所采用的折中政策。

二 定都南京[4]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經濟環境的限制。第一是因為江、浙富饒為全國冠，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5]第二是因為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不願輕易棄去。且若另建都邑，則又須重加一層勞費。第三是因為從龍將相都是江、淮子弟，不願輕去鄉土。洪武元年四月取汴梁後，他曾親到汴梁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適中，可是四面受敵，形勢還不及南京。[6]在事實上，則西北未定，為轉餉屯軍計，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後方重地，以便策應。於是仿成周兩京之制以應天（金陵）為南京，開封為北京。二年八月陜西平。九月以臨濠（安徽鳳陽）為中都，事前曾和廷臣集議建都之地：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陵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裏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唯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