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新要求（第3/3頁）

社會主義的中國為什麽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那是七十年代中國普遍的貧困化推動的，它為的就是實現共同富裕，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在物質財富匱乏的年代，財富與幸福之間是畫等號的，對物質的追求就是人們追求幸福的直接內容。為了增加物質供給量，所有的人都圍著“錢”轉，個人追求財富，企業追求利潤，政府追求GDP。跟著錢的屁股後面轉了三十年，人們忽然回過神來了，我們發展的目的是什麽？就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嗎？財富和幸福之間是畫等號的嗎？於是我們又把注意力的焦點轉回到人自身上來，科學發展為什麽強調“核心是以人為本”，正是與人們這種觀念的轉變相一致的。

第三個問題，非均衡發展的手段性是不是在異化？

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平均分配，讓很多人“磨洋工”，因而也極大地影響了生產的發展。適當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需要的，因為它會刺激生產力的發展，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改革開放采取了非均衡發展的模式。

中國的非均衡發展包括兩條：一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也是鄧小平的第一個“大局”思想。但是大家要知道，鄧小平第一個大局是為第二個大局服務的，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850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實現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宏偉目標，但是事實可能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富得如此之快、富裕的程度如此之高，讓人們一時難以接受。而且人們發現改革開放三十年了，我們的道路並不是按照預想的那樣“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是難以扼制地按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路子走下去。新世紀以來，這種因貧富差距而產生的影響和帶動作用，逐漸被因貧富差距而產生的被剝奪感和不安全感沖擊。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使它對社會生產力的刺激作用不斷減弱，而產生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多。新世紀以來，突然大量增多的富豪的被殺、被劫持等刑事案件851實實在在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因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而產生出來的“仇富”心理，也不斷地碰觸人們敏感的神經。社會仇富心理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

二十一世紀之後，安全門、防盜門、小區保安，以及各種安保產業迅速發展起來。四川新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在李海倉事件之後開始聘請“幾名有經驗的退役軍人”作為貼身保鏢，四川省公安廳還特別為他開設24小時的保安熱線，保護他的人身安全。重慶警方“明確提出將為128位知名企業家提供專門保護，通過‘保護知名企業家聯絡辦公室’，協調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保護企業領導人尤其是知名的民營企業家的生命財產安全”852。如果覺得保護還不安全，那就只有移民了。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海外，47%正在考慮移民。”853不知是不是危言聳聽。

但是無論是哪一條，都不是我們社會主義中國所願意看到的。

然而仇富心理不僅僅是針對富人的，同時也是針對社會的。2010年三四月份的校園傷害案件，四十天內發生五起，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五起事件都是因為社會不公造成的，但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卻絕對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正因為此，溫家寶總理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要注意解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854除此以外，日益增多的“群體性事件”也是當代中國“風險挑戰前所未有”855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什麽補什麽”，新世紀新階段，我們為什麽強調和諧？我們為什麽強調統籌？正是建立在對這種現實挑戰考量基礎之上的。新的科學發展觀要求必須妥善地處理好貧富差距問題，統籌好城鄉發展、區域發展，這不是長遠目標，不是理想狀態，而是時代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