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著風車的戰鬥（第4/5頁）

中國，亂套了！

1969年，手捧“紅寶書”合影的三代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充斥其間的是：打擊反革命653，下放幹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學“紅寶書”，背誦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唱樣板戲，批“臭老九”與“反動學術權威”。

“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使“歷史成了政治的陪襯”654，“最高指示”成為人們行動的價值目標與行為判斷標準，“儉樸”的生活成為美德。

胡喬木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宗教與陷阱。”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去世前，他說，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655

1976年10月6日晚8時，中南海懷仁堂，華國鋒代表中央宣布了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隔離審查的決定。

1976年10月7日，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奪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人們開始不得不關注自己的物質生活，因為他們快活不下去了，“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費正清在他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中記了一位嫁給中國人的美國婦女的感受，“在漫長的革命的混亂年代裏，可以得到的原材料的供應逐漸地越來越少了。……這還算不上是饑荒；大米仍有供應，但是營養平衡的飯食是不可能得到了，……每個人，包括我自已，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總在想著食物……計劃如何最大效益地使用定量肉票往往是數小時的家庭談話的主題。”同時還記了一位1975-1977年間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亞學生的感受：“在買東西時經常聽到的4句話是：‘沒貨’、‘賣完了’、‘明天來’以及‘這個不賣’。”656

當然，這都不是平常中國百姓的生活。

李侃如在他的《治理中國》中這樣寫道：“毛最後的年代，甚至北京、上海和廣州這樣的城市也顯示了同樣呆滯的形象——數百萬人穿著同樣的藍色‘毛式上衣’，婦女有著統一的發型，沒有廣告，也沒有活躍感和企業家精神。”657

1978年，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等到安徽定遠、鳳陽等地去采訪。他在調查報告中詳細記錄了當地農民的生活狀況：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大門，3戶沒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志願軍的史成德，7個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658

新中國成立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天津鋼絲繩廠，6-9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一間房的有29戶，婚後無房的有47戶。1978年，工廠的生產第一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659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這樣表述：“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國人口增長三億，非農業人口增加四千萬，耕地面積卻由於基本建設用地等原因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因此，盡管單位面積產量和糧食總產量都有了增長，一九七八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於一九五七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

為了新中國，370萬660黨員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了，德先生在哪呢？塞先生在哪呢？富強在哪呢？文明在哪呢？甚至溫飽都是可望不可及了。

當中國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的時候，“腐朽而沒落”的資本主義又是什麽樣子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世界工業和世界貿易分別以前所未有的5.6%和7.3%的年增長率快速增長。”6611950年，歐洲大部分國家就已經恢復到戰前的狀態；戰敗國日本，1953-1962年經濟增長為8.7%，1963-1972年為10.4%，十年間GDP增長了3.4倍，人均收入增長了約3.6倍，1968年的外匯儲備為28億美元，1970年達到44億美元；而美帝國主義，國民生產總值從1961年的5233億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634億美元，1965-1970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以18%的速度增長，1970年美國擁有世界煤產量的25%、原油產量的21%、鋼產量的25%，1971年美國擁有汽車1.11億輛，83%的家庭至少擁有1輛汽車，1970年美國農產品比1950年增長了2倍，一個農民能養活47.1個人。“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遊以及分期購買私人住宅、轎車和其他耐用消費品”662成為常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