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探索”與“發現”（第4/4頁）

統一戰線分裂，中國共產黨受到嚴重的打擊，雖然說是共產國際一手造成的，但是無論如何，承擔責任的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重壓之下的陳獨秀退出中央，由陳獨秀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時代結束，後越走越遠，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結束了寄人籬下的生活，開始了武裝對抗國民黨的歷程。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革命鬥爭的方針，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匆匆忙忙地召開了22個代表參加的“八七會議”。雖然短（只開一天），雖然倉促，雖然人數不足半數，但這是一個轉折意義的會議：一是開始重視農民的力量，準備開展土地革命；二是開始認識到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路線方針的變化和人事的變動是緊密相連的，當前一路線方針出現問題時，批判者就會因適時的批判而替代前人，新的路線會繼而代替舊的路線方針發揮作用。

國民黨的清黨引起了共產黨的強烈反彈，八七會議後，“陳教授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518。同樣是知識分子的28歲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一反過去軟弱的合作態度，代之以以牙還牙的武裝鬥爭，不顧敵人的強大，不計得失地發動全國城市工人和農民舉行總暴動，從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國共產黨先後發動和領導了一百多次武裝起義。

1928年6-7月的六大上，鑒於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給黨和革命造成的損失和共產國際對“領導幹部成分工人化”的強調，選舉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實際上掌握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的是與瞿秋白同歲的李立三。李立三與瞿秋白的路線大同小異，在共產黨迅速發展了兩年之後，趁蔣介石與各派軍閥混戰之時，同樣要求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然而這次進攻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卻給黨的發展造成了更加巨大的損失。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趕赴蘇聯接受批評，反復檢查了七年，還坐了一年零九個月的牢。

1931年1月，27歲的王明，在中山大學校長兼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米夫（1901-1939年，當時也只有30歲）的支持下，快速取得中央領導權，搞了一個反右傾鬥爭，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6月，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叛變，王明指派24歲的博古負責中央工作。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實際上仍左右著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長達四年。

從1928年到1935年，中國共產黨一反1927年以前的退讓、求和諧狀態，燃燒著飛蛾撲火般的激情，不斷地在左傾的道路上徘徊，先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繼之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再後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直到碰到他的南墻——第五次反圍剿。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經過一年的激戰，左傾的陣地戰打法最終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共產黨被迫放棄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前十五年，兩次由高潮跌入低谷，第一次是國共分裂，中國共產黨由近6萬減少至1萬，損失80%；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之後，紅軍和黨員數量從原來的30多萬，減少至3萬多，損失90%。而這兩次頭破血流的慘痛教訓，一次是右傾造成的，一次是“左”傾造成的。

也就是在這兩次路線失敗之後，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才真正開始主導中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