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探索”與“發現”（第2/4頁）

1920年4月，俄國人維經斯基受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分部的派遣帶了3個人來到北京，結識了李大釗、張太雷，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情況，表示希望創立中國共產黨。李大釗覺得時機不成熟，有些猶豫，就將維經斯基介紹給陳獨秀。8月，維經斯基拜訪了陳獨秀，陳獨秀很激動，立即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9月，張國燾回到北京，把陳獨秀希望趕緊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意思告訴給李大釗，“李大釗略經考慮後，即毫無保留的表示贊成。”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就是歷史上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他們的影響和帶領下，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相繼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6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知其他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派代表到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召開是誰策劃的？如何策劃的？通知內容是什麽？甚至開會的具體日期是哪天？都無從考證。

之所以無從考證，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本身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至少是當時的各共產黨早期組織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也正因為如此，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兩大人物“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力駁胡適的李大釗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陳獨秀也正在廣東爭取一筆建校款子。可以想象的是，在許多人眼裏，這次代表大會，並不比“少年中國學會”這樣一個學術會議機構更重要，甚至許多人都借口“工作繁忙”而不願參加這次會議。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是因為當時張國燾就在上海，第二名代表曾提鄧中夏和羅章龍，但是他們都不願意去，於是就派了一個只有19歲的劉仁靜；代表之一陳公博本來就是帶著漂亮的老婆去大上海度蜜月的，第二天就被嚇跑了，也不管後來會開得如何了。507

事實上，在出席一大的代表眼裏，這次會議也沒有現代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意義重大，以至於十幾年後，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

一大是一個什麽性質的會議？我們現在賦予它很高的地位，但是在當時，也就只是一個擁有“五十多”508名知識分子成員的學術團體的第一次會議而已，就像現在存在的鋪天蓋地的各種學術機構一樣，從出席的代表我們可見一斑：出席代表13509人，其中教師5人，分別是何叔衡、毛澤東、陳公博、陳潭秋和董必武，學生5人，分別是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劉仁靜和周佛海。

然而就是這不起眼的人群組合，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毫無懸念地，陳獨秀因其重要的影響力被選為中央局書記，直到1927年的八七會議時為止。

開始時的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就是一個知識分子聚集的小團體，其革命性大多體現在思想上，實際的革命行動並不多，更沒有影響力。這樣的黨顯然並沒有比孫中山的國民黨更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於是在共產國際的努力撮合下，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實行了“黨際合作”。

為了得到蘇聯的經濟支持和組織經驗，孫中山選擇了“容共”（共產黨稱為“聯共”），並希望通過“容共”而“溶共”，但是形勢的發展卻讓國民黨感受到了日益嚴重的危機感：

一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天然敵視。自始至終，中國共產黨都將國民黨看作“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這一判斷，使得國民黨能“容共”，但是“加而不入”的共產黨卻不能“溶於國”。站在道德和理論至高點上的共產黨，對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一些做法總有“懷疑或批評”，這種懷疑或批評一面把國民黨推向他一貫自稱的“人民的政黨”的對立面上，一面使自己成為寄生於國民黨體內的“異形”。

二是國民黨黨員的大量外流。中國共產黨雖然在人數上遠不及國民黨，但是組織內聚力卻是相當強的，在國民黨內很快形成一種‘反客為主’的態勢。使得所謂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事實上變成國民黨分子不是為共產黨所溶化，便是受共產黨所包圍的境況，國民黨變成了共產黨的“預備學校”，大量國民黨青年湧入共產黨，五年時間，共產黨黨員由“五十多人”發展到5萬多人。

三是最高權力機構被中共控制。國共合作中讓國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是共產黨對國民黨權力的竊取，但是事與願違，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不斷發展，開始不斷加大對國民黨的控制。維經斯基在1926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說：“共產黨實際上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我們黨處於國民黨之中，對國民武裝力量，即國民軍實行著自己的政策。”5101926年11月，陳獨秀在關於國民黨問題的一個報告中，使用了“包辦”一詞來形容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組織的控制，陳獨秀說。廣東、湖南、上海、北京這幾個最重要的地區的國民黨組織，都被中共“包辦”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裏提調，幾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會，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辦”。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