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還是奪取（第4/6頁）

孫中山親筆修改民生主義講演稿

雖然，道德有如此重要的工具意義，但是孫中山的那些黨員們對道德卻並不像他那樣看重。

革命時期，革命黨就是一個五花八門的大雜燴，他們走到一起的目標只有一個——革命。除此之外，別無限制，所以道德水平是參差不齊的。張鳴在他的《辛亥：搖晃的中國》中描述了好多為了革命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子，同時也描述了好多打著革命的幌子無惡不作的例子，這裏面簡要地轉述幾個：

湖南人焦達峰、居正、鄧玉麟等人革命沒錢，焦達峰拉了同鄉入夥，把同鄉的布賣了維持革命，錢用完後，偷廟裏的佛像去賣，不成功，讓他們的新同志鄒永成偷他嬸子的首飾，也沒成功。湖北的革命黨為了從黨員劉公家裏弄錢革命，竟然使用了美人計，後來成功了。470

湖南獨立之後，焦達峰做了都督，“自打新政府開張，哥老會、巡防營還有新軍的官迷們，陸陸續續就都來了。個個都說自己功勞大，資格老，要官，要錢，不給就大叫，拔槍，掄刀。都督府每天要開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晝夜。”471

“廣東的北伐軍到了南京前線，打了兩場小小的接觸仗，然後就屯兵不前。當官的在南京城裏大吃花酒，輪流請客，今天你請，明天我請，輪流當主人花錢，幾乎成天泡在溫柔鄉和酒鄉裏。前方有事，找不到軍官指揮，好不容易找到了，卻沉醉不醒。軍官這樣，士兵跟著學，經常有夜不歸宿的。南京臨時政府好不容易籌來北伐的錢，好一些送進了酒樓妓院。一旦錢沒了，有的就敢整隊人馬出來搶。”472

國民黨統一了全國，然而大家知道，統一前的軍閥不是被消滅了，而是被吸收了，軍閥成了“黨國”政治的上層。“雖然這些軍閥獲得了國民黨黨籍，並接受了南京政府，但是他們不相信蔣介石，妒忌他日益擴大的權力，而且大多對國民黨運動的思想意識漠不關心。”473

而在南京中央政府裏，也同樣是這樣。當革命成功之後，過去各個軍閥政權的官僚紛紛南下南京，謀求有利可圖的新職。1948年曾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西北大學教授程元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革新運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到1929年十個部中至少有四個部長由這些新歸順的革命事業的舊官僚擔任。他們還塞滿了官僚政治的許多其他職位，以至國民黨老黨員郭泰祺憤怒地辭去外交部次長的職務，指責說，‘黨在去年被共產黨人篡奪，現在差不多被舊官僚勢力所篡奪，實無二致。’舊官僚勢力對新政權的影響深遠。這些舊官僚帶來在他們先前職位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人生觀，同樣的權力貪欲而不顧公益，貪汙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機關。這樣，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態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十八年後，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國民黨的黨員調查了他們政府的腐敗，並把腐敗原因歸因於當時湧進國民黨的政治投機分子和舊官僚。”474

政府上層官僚如此，而整個國民黨，同樣是這樣。《劍橋中華民國史》還這樣論述：“國民黨黨員湯良禮寫道，1924年改組前的國民黨不是一個政黨，只不過是個‘各種各樣政客組成的集團，他們大多數很少關心孫逸仙所擁護的主義，只是為達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孫逸仙在民眾中的崇高威望。’國民黨的凝聚傾向，隨著革命運動走向奪取全國權力的關頭而變壞了。由於當時各種政治派別的野心政客看風使舵，國民黨黨員數量從1926年的僅15萬人增至1929年的63萬人。從未受到嚴格控制的黨組織，完全不顧新申請人的背景、品質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標，就接納他們入黨。蔣介石部隊的參謀長何應欽在1928年1月就抱怨說，‘各級黨部只關心數量，不注意質量。因此，黨的精神日益衰敗。’這樣國民黨黨員的構成狀況在1927年已混亂不堪。”475

而這種現象，不是我們現在總結的時候才看到，在1923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就說，“然從今日現象考察：吾黨黨員中熱心的人出而握軍權，未嘗無人；但謀私利者亦假稱熱心，爭握軍權。不知軍隊是拼命殺人的事業。今之手握一萬數千兵者，以利結合，鮮有以主義感化其部下者。就現在情形觀之，凡兵士臨陣，有賞則能克敵破城，無之則不能。或有不賞亦打仗者，則因地盤苦瘠，須占領較富裕的地盤而已。可知軍隊奮鬥，系為升官發財起見，非如昔日黨員專為主義的奮鬥也。”476

孫中山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到處宣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到處要求“黨德清澄”，甚至還把黑社會（三合會）的立盟起誓搬到了黨建上來了，創建了就職宣誓制度，要求“凡歸順之官吏、新進之國民必當對於民國為正心誠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擁護民國，扶植民權，勵進民生。”477他想通過宣誓這一形式，把道德問題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誓是宣了，行為卻沒有什麽改變，他又能怎麽辦呢？只能感嘆“革命尚未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