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下場（第4/5頁）

而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更是在國貧民弱的狀況下開始的，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371，鄧小平強調，“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372。

第二，任何改革都有巨大的阻力。革命是通過暴力的方式完成財富的再分配的，而改革則是通過法律的方式完成財富的再分配。而這個再分配的過程，必然會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損失，這種利益包括現實的利益，但更主要的是預期的利益。改革的本質是利益關系的調整，改革的力度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損的程度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越是大力度的改革，越是會遇到巨大的阻力，因為改革者必須面對的是更多的反對者和更強烈的反抗。

商鞅之法太過刻薄寡恩，太子有錯，其老師公子虔受罰，後又受劓刑，導致秦孝公死後，立即告商鞅謀反；酷刑與連坐之法，使得所有民眾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以至商鞅逃亡至邊關時，店家因害怕“連坐”都不敢留宿；設軍功爵制度，“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使貴族不能靠出身就獲得爵位，享受特權，造成“宗室貴戚多怨”。商鞅變法十年，雖然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但是商鞅面臨的處境正如趙良所言：“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73也就是說，商鞅的變法，惠於國家，但得罪了天下人，使得人人自危，包括他自己。

王莽在他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天下無人不支持他，而在他政治生涯的後半段，天下無人不反對他。反對他的理由就是因為他的改制把天下人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人均百畝，多出讓與”的條款，毫無懸念地將豪強地主驅趕到了新王朝的對立面；而翻來覆去的幣制改革，讓“商旅窮窘，號泣市道”；山澤稅的收取更是使“民坐挾銅炭，沒入鐘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374於是公元9年起，或由劉氏宗族率領，或下層普通百姓自發的小股起義此伏彼起，層出不窮，發展到最後，天下大亂，王莽死於亂軍之中。

敢作敢為的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375的大無畏態度矢志改革，雖然其一意為實現國富民強，但其變法最終被廢除，其所遇阻力除了因其變法使官僚、大地主、還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外，更重要的是用人不當，問題處理不當，許多官吏借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而王安石對所用人員無原則的縱容使得變法的實際效果與主觀設想相差甚遠。導致當時許多“賢良大臣”的一致反對，如前宰相韓琦、前宰相富弼、偉大的史學家司馬光、範仲淹之子範純仁，還有蘇軾兄弟，這些人幾乎都是宋史上的一代名臣，不能一概地以守舊分子定性。

“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予自身求利益”的張居正，施行考成法，嚴格官吏考核，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汰冗員二三”，對地方官員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萬歷四年一年裏，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376考成法的實施使“府庫充實”，但得罪的是習於懈怠的各級官員和拖欠稅糧戶的主們，而他們卻是社會上的強勢階層，無論在資源的占有方面，還是話語權的控制方面，都是一般民眾所無法比擬的。

光緒帝的改革之所以僅維持了一百零三天，同樣是因為改革沖擊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時間裏，通過光緒頒布了300多道變法諭旨，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全面出擊、齊頭並進的方針，急於求成的心態，大大增強了改革的阻力，從控制軍政實權的王公貴族，到軍隊將領和只會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無不反對變法。例如：“許天下人上書”，打亂了森嚴的封建秩序和少數人的特權，遭到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禮部主事王照要上書，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灃、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廣漢等六堂官都不為他代遞；開制度局，“撰儀制官職諸規則”，又必將削弱以至取代總理衙門、軍機處的權力，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當然也不同意，於是暗中對抗；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後，起初表示同意變法，但她害怕變法會侵害她的權力，於是想方設法控制變法，在“明定國是詔”頒布後的四天裏，強迫光緒帝做了三件事情：（一）免去翁同龢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等職務，驅逐回籍；（二）新任二品以上大員要具折到皇太後面前謝恩；（三）任命榮祿暫署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又後任命王文韶為戶部尚書、軍機大臣行走和總理衙門行走。在保守勢力強大的社會環境中，維新派指望立竿見影實現自己救亡圖存的理想，最終被殘酷地扼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