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下場（第3/5頁）

1075年2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但難有作為。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1085年，“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全部精力為實現富國強兵的宋神宗病死了，年僅37歲。哲宗（趙煦）即位，任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

1086年5月21日，66歲的王安石也在南京病逝了。

4.張居正（1525年—1582年）

張居正，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只因湖廣巡撫顧璘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煉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比梁啟超要早一年），23歲中進士，42歲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48歲任內閣首輔，輔助10歲的小皇帝明神宗朱翊鈞。

“自命攝政”的張居正針對當時的五大積弊，進行了全面改革。（一）創制了“考成法”，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要求定期向內閣報告地方政事，嚴格獎罰，唯賢是用，堅決裁減冗員；（二）清查全國土地，推行了一條鞭法，“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362（三）派戚繼光守薊門，李成梁鎮遼東，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了“敵台”3000余座，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馬互市貿易，采取和平政策。

經過張居正十年艱苦的努力，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政令傳出，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363。但是張居正執政期間，下級官員對其參劾不斷364。

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病死，年58，謚文忠。遵其遺囑，千裏迢迢，發喪回鄉，歸葬荊州故土。

1583年，陜西道禦史楊四知上書彈劾張居正十四大罪。四月，查抄家產，“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365長子張敬修被逼自殺。一生為改革弊政嘔心瀝血的張居正，被免開棺鞭屍的命運，但是墳包原來高三丈，遵皇上的旨意，也削去了兩丈。

直到1622年才由木匠皇帝朱由校恢復其名譽。

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是體現著歷史的反復。

有兩個規律性的東西，第一，改革是被動的，任何改革都是社會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沒有社會矛盾，改革無從談起，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

公元前361年的諸侯割據時期，僅有21歲的秦孝公正式登基。這時，秦不為各國重視，連權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願意搭理秦國。於是，他憤然喊出“諸侯卑秦，醜莫大焉”366，頒布了“求賢令”，衛國人商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秦國，目的就是改變“卑秦”的狀態。

西漢後期，朝廷的賦稅勞役日益嚴重，上層貴族“多畜奴婢，田宅無限”367，奢侈揮霍，弄得民窮國虛，土地兼並和奴婢、流民的數量惡性膨脹，成為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各地起義不斷。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掌權後的王莽意圖通過改制來緩和社會矛盾，從而樹立自己的威信，鞏固自己的統治。

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又因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另外，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同時又由於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削弱武將的兵權，導致宋朝軍事衰落，指揮效率和軍隊戰鬥力低下，西夏和遼國多次挑起戰爭，宋軍連年戰敗。正是在“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368的情況下，宋神宗啟用王安石進行變法。

張居正的改革同樣是在社會危機四伏的情況下進行的，突出的表現是皇族、王公、勛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占奪土地；大規模的徭役征發，社會矛盾日益嚴重，各地起義不斷；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財政拮據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在南方，“叛亂時作”。張居正總結當時存在的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369

百日維新同樣也是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進行的。軍事上，八旗軍軍紀敗壞、營務廢弛、兵制紊亂，幾十萬大清軍隊抵擋不住幾萬甚至幾千西方軍隊的攻擊；政治上，吏治敗壞，上行下效，官吏貪贓枉法，賄賂公行，世風日下，腐敗現象不斷漫延；外交上，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外國列強以軍事侵略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國主權，在經濟上掠奪中國財富，使中國淪為外國侵略者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掠奪地，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地割地、賠款，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年輕的光緒皇帝萌發了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狀況的宏大志向，也正是在不得不批準《馬關條約》的無奈與無助下，寫下了“內外臣工堅苦一心，痛除積弊，盡力研求，詳籌興革”的話。370民族危機激發了光緒帝的愛國熱情，大量的“上書”又助推了他變法的決心，“不甘做亡國之君”的光緒終於在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