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作用（第4/5頁）

漢景帝時，又從孔子故宅的夾壁中發現了孔子九世嫡孫孔鮒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藏起來的用古代蝌蚪文寫的《尚書》，比漢文帝時伏生口授、用隸書書寫的《今文尚書》多了16篇，共45篇，故稱《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在書寫文字、篇幅、內容上都不同，由此，爆發了今古文之爭。從漢武帝到西漢末年，今文經學處於官學的正統地位。西漢末年著名學者劉歆大力提倡古文經學，後來他幫助王莽建立新朝，被封為國師，在權力的作用下，古文經學地位也青雲直上。漢以後是三國混戰，因戰亂，《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又都遺失了。到了東晉時期，豫章內史梅賾又獻出一部《古文尚書》，共58篇。之後，這部《古文尚書》就成為經學研究的主要依據，也是宋儒學所尊奉的經典，一千多年來，讀書人都把“古文經”奉為正統。

康有為認為，“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偽作”，“劉歆所以作偽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303所以古文經學是新莽一朝之學，只能稱之“新學”。正是由於孔子聖道被顛覆，六經被篡改，受其影響的人被蒙在鼓裏，社會才出現混亂，人心大壞，統治者驕奢淫逸，皇帝放縱無度，權臣橫行無忌，置中國陷入危機於不顧，這就是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主要思想。

1897年，康有為又著手寫了《孔子改制考》，全書共21卷，約34萬字，由陳千秋、梁啟超、韓文舉、梁朝傑等十余名學生協助編成。長期以來，孔子被認為是信古、好古的，“言必稱三代”，而康有為卻認為，孔子並非守舊者，而是托古改制的先驅，是一位偉大的革新者。“六經中之堯、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謂盡君道，盡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為軌則，不必其為堯舜文王之事實也。”304康有為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中說：“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

《新學偽經考》在廣州出版後，因其雷人的觀點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震動，各省紛紛翻印。1894年夏歷七月，有人彈劾康有為“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305。8月，朝廷發出上諭，命兩廣總督李翰章查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否離經叛道，李翰章派知縣李滋然辦理這件事。

對梁啟超十分欣賞的李滋然寫了一份措辭極為巧妙，用意可進可退的審查報告：“此書大旨以尊崇孔子，攻詰劉歆增竄六經為主，自命為兩千年來未有之卓識。全書援據之博，讎校之精，深思銳入，洵可稱艱苦卓絕。但自信過深，偏見遂執，有不合己意者，則妄加竄改。有不便竄改者，反誣為古人竄入。深文剖擊，不遺余力，豈足為定論乎？……其立論雖主底漢儒，其大旨猶為尊孔子。若律以離經叛道，則全書並無實證。”306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是兩部純學術著作呢？顯然不是。梁啟超自己也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中這樣說，“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實則其主張之要點，並不必借重於此等枝詞強辯而始成立，而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07

“萬不可通者”，為什麽康有為“必力持之”？寫作過程中為什麽“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只有一條理由，那就是康有為本身並沒有把這本書當作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來寫，它只是一個讀書人參與政治的方式，借學術而致政治。通過證明孔子親自作“六經”都是為了“托古改制”，從而表明自己維新只是繼承孔子衣缽，而不是離經叛道的造反者。另外，通過狐假虎威，也在政治上打擊了“恪守祖訓”，不願變法的頑固派。

孔子為什麽要“托古改制”呢？康有為說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308，然而比較一下康有為自身所為，則不能不被人認為是“夫子自道”。

無論如何，康有為的這兩本書，除有抄襲之爭議外，還有許多學術之外的道道的，也難怪翁同龢在看了《孔子改制考》後，說康有為“居心叵測”309。

整個一節，我們都在說孔子，然而孔子代表的卻不僅僅是孔子，而是整個死人群體。中華民族是一個敬老崇古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習慣總是拿死人來打壓活人，而被打擊者要反抗，也總是拿死人的話去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好像只有從“古人雲”那裏才能找到行為的依據和底氣。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方式，亞瑟·亨·史密斯稱之為“因循守舊”，這種思維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是中國人特有的性格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