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留下了什麽（第4/4頁）

第二，工資水平低。中國工人勞動時間長，工資卻少得可憐。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姜鐸在他的《中國早期工人階級狀況初探》中詳細分析了1920年以前各類工人的工資水平，指出即使是男工精工的工資水平，也不到美國平均工資的1/7，當然更不用說工資最低的紡織工人了253。情況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工廠按日計算工資，一切例假工資按日扣除，發生事故停工，當日的工資按時計算，如果再加上銅幣貶值、糧價上漲等因素，工人群體的生活之困難可想而知，“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頓飯”254。

第三，工作條件惡劣。由於當時技術設備落後，工人不僅勞動強度大，而且經常處於極不安全和極不衛生的工作環境之中，傷亡事故不斷發生。在日本資本家控制下的撫順煤礦，從1906年至1919年的十三年間，共發生大小事故30482次，死亡1468人，傷31625人，平均每年2344次，死亡113人，傷2482人255。其他如棉紡、機械、印刷、化學、卷煙等行業，也因傷亡事故、職業病和職業中毒失去健康甚至被奪去生命者，不計其數。所以費正清說，“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256

第四，政治社會地位低下。中國近代企業中，廣泛存在著帶有封建奴役性質的用工制度，如學徒制、包工制、包身工制、養成工制等。工人可以隨便被開除、罰款、挨打、扣工資和搜身，資本家和工頭甚至可以設置刑具，對工人進行拷打和動刑。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官辦廠礦都駐有軍隊，用以“彈壓”工人。甚至在1912年，袁世凱頒布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中仍規定：“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余人處拘役或30元以下罰金。”257

由於惡劣的生存環境與社會地位，中國工人階級從誕生那天起就不斷地進行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鬥爭。其最初是個別的或少數的工人采取同雇主吵鬧、向官廳告狀、破壞機器設備、搶劫庫房、燒毀原料或制品等方式進行反抗，後來逐漸發展到數十人、數百人、甚至數千人的有組織和領導的怠工和罷工，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規模和形式不斷發展。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廣州出現了最早的搬運工人組織——廣州打包工人聯合會。1858年，香港20000多市政工人和搬運工人，在反對英、法侵略軍占領廣州城的鬥爭中，罷工回廣州。這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一次大罷工。此後，有組織的工人罷工運動不斷增加，據不完全統計，1840年到1904年的六十多年間，有文字記載的工人鬥爭共約30次，平均每年不到1次；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間，共約70多次，平均每年約8次；1914年到1919年5月，共120多次，平均每年20多次，呈逐年遞增趨勢。

中國近代工人罷工的矛頭指向兩個方面：一個是與資本家的鬥爭。例如，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個輪船公司的寧波籍海員舉行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同年12月，上海黃包車工人舉行同盟罷工，反對增收車租；1916年，北京政府財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煙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舉行了罷工。等等。

第二個方面方向就是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例如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香港船舶修造工廠拒絕為法國侵略者修理軍艦；1903年，雲南蒙自萬余礦工參加了資本家發動的臨安起義；1907年到1909年，安徽銅官山的礦工們在礦務工會的領導下展開鬥爭，廢除了英國在銅官山開礦的合同，收回了礦權；1912年，安慶的工人在孫中山的支持下，積極參加了焚燒鴉片的鬥爭；1915年，在反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運動中，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日本廠雇用的中國工人舉行罷工和遊行示威，並積極參加抵制日貨的運動；1916年11月，天津法租界全體工人，包括搬運工人、店員、仆役、巡捕在內的1700多人進行罷工，鬥爭一直堅持到1917年3月，終於取得了勝利；1919年冬，安徽繁昌桃沖鐵礦工人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控制和剝削，取得勝利。

中國工人階級從誕生之日起就表現了較高的反資反帝的政治覺悟，成為推動中國民族獨立和政治發展的中堅力量。

而這一切成績的取得，我們都不能不承認這裏面有洋務運動努力的結果，雖然這一切僅只是他們收獲的“跳蚤”。

所以，從歷史的影響力來講，洋務運動比太平天國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