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留下了什麽（第3/4頁）

三是交通運輸業的落後。實體經濟是以貨物為載體的，有市場必要有貨物的轉運，所以，為了便於貨運和客運，市場必須位於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市場的大小與水陸交通的方便程度是有密切的關系的。清朝後期，由於缺乏從中央到地方交通運輸條件的改進，使得中國被分割成成千上萬個互不往來的地方市場，因此分工只能在狹小的地方市場內發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國性市場及相應的高層次分工協作。另外，由於交通運輸的限制，大城市只能協調鄰近區域的分工，而不能成為全國性分工網絡和交易中心，這就使城鄉之間在生產力水平、收入差距方面都在不斷擴大，從而形成典型的二元化社會，同時也使大城市的發展受到了局限。

中國商業發展的限制在清朝後期不斷減弱，資本主義開始逐步發展起來。十九世紀中葉，列強為傾銷其商品和掠奪中國廉價原料，開始在租界開辦輪船修理、原料加工等工廠。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從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軍械所和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的三所洋炮局開始，一直到1890年，洋務派在全國共創辦了21個軍工局廠247，其中規模較大的有5個：江南制造總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制造局、湖北槍炮局。雖然洋務派興辦的這些軍事工業，帶有濃厚的封建性，腐敗現象嚴重，但在客觀上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民用企業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由於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和建立新式海陸軍過程中深感財政困難，同時又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富強不僅是因為船堅炮利的“長技”，更主要是因為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所以，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始洋務派在繼續“求強”的同時，又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創辦了民用企業20多個248，除少數采用官辦或官商合辦外，大都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主要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官督商辦企業的建立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了“洋商”對中國近代工商業的壟斷，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看到了豐厚的利潤，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開始投資工業，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應運而生。從1868年至1894年商辦企業有50多個，主要涉及繅絲、軋棉、紡紗、面粉、火柴和造紙等生活服務行業，其中重要的有發昌機器廠、繼昌隆機器絲廠、貽來牟機器磨坊、公和永繅絲廠、同文書局、自來火柴公司等。在私人資本發展的初期，雖然這些企業大都是采用半官方的形式存在，但是規模小，常常受到享有種種特權的外國企業的排擠，同時還不斷遭受到地方官吏的隨意敲詐勒索。雖然舉步維艱，但這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開始，它標志著中國社會經濟運行方式開始發生重要變化。

從1895年起，民族資本有了大量的增加，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1904年頒布了《公司法》，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從1895年到1913年，中國至少創辦了549家近代工商業249，而這一時期的企業也大多是取得官方資助或得到官方的支持的，它們大多集中在輕型制造業、食品加工業和采礦業，也正是這些企業奠定了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發展的基礎。

第三，工人階級的產生。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廉價商品的大量傾銷和封建剝削的日益加劇，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瓦解，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形成了中國工業發展的產業後備軍。伴隨著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廣東和浙江，尤其是在香港產生了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他們主要是由掌握了特殊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在造船廠或修理廠裏做工。

隨著官辦企業與外商工廠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逐漸發展，1870年時大概1萬人，到了1894年則達到10萬人，1910年達到24萬人，到了1920年左右則發展到200萬左右250，但是後來發展起來的工人階級與第一代工人階級明顯不同的是他們大都是來自農村的沒有技術的勞動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中國工人階級，本來就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無產者”，即使變成了工人，他們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還是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主要有四個表現。

第一，工作時間長。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實行8小時工作制，但是中國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卻長達12～14小時251，多的甚至達到16～20小時，而且，多數工廠沒有星期天。漢學家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寫道，“在1905年前後，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十二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三百到三百二十天。”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