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墮落的八旗（第2/3頁）

入關之後的八旗兵，由農村進入城市，在繁華的市井生活中長大的年輕旗人自幼就無法接受艱苦環境的磨煉，紈絝做派自然形成，朝廷發放的月餉經常被拿去賭博，出入煙館吸食鴉片，有的甚至人還未到家餉銀就全部花光。老舍說：“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麽浮沉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裏。”

八旗子弟形象

個別八旗生活腐化，不是問題，問題嚴重的是，這種腐化的生活日益擴大，而且不腐化就沒法生活下去，而最要命的是這種腐化的生活必須來自政府的財力支持。

幾百萬張嗷嗷待哺的巨嘴，對於無論多麽有錢的政府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財政負擔。

如何解決這一財政負擔？這是讓清政府頭痛的問題。

為了解決旗兵的生計，緩解駐防八旗的財政困難，清政府發給各駐防部隊一筆“生息銀”，由將軍、都統、副都統負責管理。所謂管理，也就是以此為本，經商獲利。這筆錢大多被投資了相對保險的項目，譬如開設當輔、發放貸款、買田租佃等等。而所獲盈利也大都用於補貼旗兵及家屬生活，或是用來支付官兵的出差費用，有明顯的福利救濟和辦公經費補貼性質。因此，這種經商活動是受到清廷支持的。

但這種既合理又合法的行為開了清代軍隊經商的先例，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清廷和各級將領始料不及的。

與軍事訓練不同，經商培養的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欲望。然而有限的“生息銀”不可能滿足軍隊日益膨脹的需要，於是動用軍費和軍用財產從事商業活動以獲取經濟利益不可避免。1682年，廣州將軍便開始出租遠離駐地的分散房屋，到1764年，出租範圍擴大到駐地內的房屋、土地、魚池、荒地乃至廁所。

除軍用財產外，更可以從事商業活動的是軍用設備。清中期以後，隨著經商活動愈演愈烈，清軍將領往往借平時巡防或軍隊調動的機會，動用戰船、車輛運載貨物，或從商人那裏獲取運價腳費，或自己直接售貨得利。據鴉片戰爭時期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漳郡城外有軍功廠，每月派道督造戰船一只，以為駕駛巡緝之用。其實水師將船領去，或賃與商賈販貨運米，或賃與過台往來差使；偶然出洋，亦不過寄碇海濱而已，從無緝獲洋盜多起之事。”55

軍隊商業活動的泛濫，直接導致了軍隊最致命的問題——戰鬥力的喪失。

一方面，當軍隊從上到下都開始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為謀生或發財而忙碌的時候，很少有人會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導致軍事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四周減為兩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十次減為五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幹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另一方面，八旗兵是靠政府財政供養的，但是隨著清朝後期國力虛弱，各級軍官貪汙腐敗，導致軍餉長期拖欠，而大多數的下層旗人又無法經營生計，這就使得晚清時期的絕大多數旗人陷於貧困，有的甚至在生死線上掙紮。清光緒年間北京周邊宛平通州等地駐防旗營一片蕭條，十室無六七，大量的旗人或餓死或逃散，留在城裏的只能靠典當家產賒賬度日。這樣連飯都吃不飽的部隊，戰鬥力如何形成？

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於南通檢閱當地駐防八旗訓練時，看到的是“射箭箭虛發，騎馬人墜地”。

1793年，馬戛爾尼回國時，為了執行乾隆有關顯示天朝軍威、震懾英夷的指示精神，沿途總能看到聲勢浩大的操練。但是得到英國人的評價卻是，“然以余觀之，此輩寬衣大袖之兵隊，既未受過軍事教育，而所用軍器又不過刀、槍、弓、失之屬，一旦不幸，洋兵長驅而來，此輩果能抵抗與否？尚屬一不易置答之疑問也。”56

張集馨曾記載了一次1860年左右各省部級領導受邀觀看的“千人操演”，“八營挑兵千名，在督署小校場操演”。其場面是這樣的，“本來下隊並無千人，起去旗幟吹號鼓鑼各項，大約下隊不過三四百人耳，擡槍約有十余杆，鳥槍不足百杆，其余短棍鐵叉，藤牌數面，喧嚷跳擲，去而復來，以一布档橫中間，由場上退入档左者，即可由右復出。”然後他寫了攻城用的雲梯表演，“豎立雲梯，遠望甚捷，然雲梯只是一根獨木，兩旁小短橫木貫於大木之中，名為蜈蚣梯，取其形似。”張集馨實在想不明白，“今所立雲梯即尋常之人所用之梯，何難攀躋？”“各項雜技操畢，復打連環數聲，吹擂而退。”這就是所有的操演內容，看完後張集馨最後的結論是，“不但臨敵無用，即以操演論，亦復如同兒戲。”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