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報機關槍（第2/3頁）

在這些不同的政治派別眼中，報刊只能是政治鬥爭所需要的機關報，與戰場上的機關槍沒有本質區別。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清政府全力動用公權力，胡蘿蔔加大棒，確保喉舌發出該發的聲音，不允許隨意嘆息，即使弄得千報一面，“摭飾浮詞，雷同附合”（宣布停辦《時務官報》的上諭）；另一方面，反對者在機關報上猛打機關槍，“肆口逞說，捏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雙方競相將自己打扮成天使，將對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報復，深文曲筆，以逞其私圖”（鄭觀應語）成為筆杆子熱戰的主流，至於民眾的知情權無非是廣告詞而已。

李鴻章在1896年訪美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坦陳：“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麽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在大清國，黨同伐異成為各種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誠信和公理則成為全社會的稀缺資源，民意便成為群雄追逐的“鹿”，媒體就只好成為投槍與匕首。

信息戰

那份在慘案前夕號召民眾與政府“同歸於盡”的《西顧報》，誕生於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的一個月後。

在此之前，一份名為《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的日報已經創刊，作為同志會的機關報，而這份《西顧報》則作為川路公司的機關報。辦報是一件燒錢的買賣，這對這兩份機關報來說並不是問題，經營混亂、建設遲緩的川路公司在這方面十分大方，撥出了巨額專項經費——當然，並沒有經過股東大會的批準，盡管他們總是指責政府的決策沒有征求股東們的意見。

《西顧報》從創刊到9月7日被查封，歷時44天。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張，除第四版刊登廣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關保路運動的宣傳品，內容分為社說、京外紀事、本省紀事、要件、時評、文苑等，還間插漫畫。《西顧報》的發行量日均8000余份，罷市罷課後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次日的報紙印量超過15000份，仍供不應求。在一個波詭雲譎、變化頻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饑渴是一種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鴆酒，人們也照樣飲鴆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給方面，政府的龐大身軀難以靈活應對，輿論陣地成為反對者們占壓倒優勢的主場。

川路公司從來就不屑於掩飾自己與同志會“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關系。在同志會成立的首日，“經費拮據”的川路公司撥出了4萬兩白銀作為這個“獨立的群眾社團”的活動經費，這在當時絕非一筆小數目。同志會迅速用這筆經費中的一部分創辦了《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後來考慮到“政治法律之觀念不能盡人而具。至於條約解釋，更不能望於眾人；若非白話報淺明剖晰，不能盡人皆知，若無雜志日報，亦不能收羅宏富，印證明確”，“鄧慕魯、朱雲石之雜志，池汝謙之《西顧報》，江敘倫之白話報，乃應時而起焉”。僅在兩個月之內，保路同志會就創辦了《保路同志會報告》《白話報》《蜀風雜志》《啟智畫報》和《西顧報》5份報刊，“幹枝相扶，嚴整成陣”。保路同志會成立僅半個月，“文牘部則發出印刷刊物十六萬有余件”，機關報的效率與機關槍相仿，進行大面積的信息飽和轟炸。

對於《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主辦者保路同志會文牘部宣稱，將以“盡筆墨之能，從種種方面，以期貫徹本會破約保路之目的”，其主編就是因發表《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而著名的鄧孝可。這份機關報創辦於6月26日，僅創刊號就印了3000份，隨後印刷量不斷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時達五六萬份。從創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隨後因紙張匱乏，改成雙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分紀事、著錄、報告、詩歌、附件等專欄，每張四小版，約數千字。它在為“破約保路”做宣傳時，也從來沒有忘記為自己擺功。它曾經報道說四川婦孺們“每日望本報幾如望歲，及得報展讀，涕淚橫流，且閱且哭……每讀令人欲哭耳”，甚至連保寧（屬閬中縣）這樣“距省七百余裏”的偏遠地方，“該地紳商聞盛奴奪權賣路事，憤恨如燒，立欲知其詳情。特專捷足，兼程星馳三日有半，抵成都購買保路同志會出版報告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