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的大結局

孟嘗君的“君”是一種封君，他的封國在山東薛城。封君可以在封國內征收賦稅，但必須奉行國家統一法令，也要向國家上稅，國家還專門派人（“相”）看著他。他可以築城和建築宮室，可以有守衛的保安團，但是封國與郡縣一樣，發兵之權都由中央直接掌握。

更多情況是，封君是在國都上班，國家另派官員（稱為“相”）去治理他的封地，他只是遙領封地的賦稅，等免職或退休以後，才搬家到封地去。

總之，封君不同於從前卿大夫的采邑、封地，封君權限小了很多，名額也只限於王室成員（比如趙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或者功勛卓越人士（比如商君（商鞅）封得商於之地，武信君張儀五個封邑），以及國君寵幸的男伴侶。封國也不永久，能夠世襲的也很少，國君總要找個理由，剝奪封君子孫的特權。這都體現了一種諸侯國中央集權的趨勢。

商朝、周朝（春秋時代），從技術角度講，應該是“封建社會”。商朝天子和周朝天子把國土分給諸侯，諸侯再在其統治區內繼續分封土地給卿大夫，這就是“封建制”——“裂土分封，封邦建國”的意思。英文詞對應的是feudal system：封臣以領地的形式從領主手中獲得土地。封臣要為領主盡一定的義務，並且必須向領主效忠。

卿大夫在他所分封到的采邑內有絕對的權位，仿佛土皇帝。

戰國時代，“郡縣制”取代了“卿大夫分封采邑制”。但作為對舊習慣的延續，分封采邑制也以變種後的形式在小範圍存在，即孟嘗君這種類型的“封君”，但權限遠不如從前了。

戰國，是舊的“封建社會”向未來的“皇權社會”過度的動蕩時期。等秦漢以後進入皇權時代，郡縣制、中央大集權大行其道，官僚隊伍取代大家族議政。

這一本書，寫的就是公元前四、五世紀的戰國，具體地說，是公元前473年——前296年，戰國的前期和中期。

這一時期諸侯各國普遍發生改革，郡縣制流行，官僚從中央委派，從而各國加強中央集權，避免尾大不掉，減少下對上的弑君。郡縣制帶來官僚隊伍的職業化進程，戰國時代的布衣，就有了光明的從政機會。政壇不再是大家族世代壟斷（還記得從前的春秋時代，每次三軍出征，將佐們都是大家族的頭面人物嗎？）。商鞅、張儀、龐涓、孫臏、吳起、蘇秦等等，都是典型的布衣英雄主義者，職業經理人，致力於捍衛自己的尊嚴、名譽和功業。

這一變革時期也是思想百家爭鳴時代，國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思想領域還沒有統治性的學說，於是墨子“兼愛非攻、尚賢尚同”，莊子自隱無名、天人和諧，擺脫俗世羈絆，孟子仁政民本，惠施名實同異，使得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和小說十家蜂出並作，各行一端。其中最光彩的一幕，是李悝、商鞅、申不害倡導刑名術勢，富國強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獲得戰國時代最廣泛的實踐和成功。

這一時期的列國君主紛紛稱王，我們知道鱷魚兇猛，無堅不摧。趙簡子、趙襄子（無恤）分割大晉，號稱“簡襄之烈”，是鱷魚的雛形。繼起的魏文侯修政革新，吳起樂羊，西距強秦，北吞中山，及至魏惠王稱雄以戰國首強，東搏強齊，西鬥惡秦，北拔邯鄲，豈不偉哉。但是，四戰之地的中原形勢消耗盡它的一切優勢。魏國大鱷魚光芒萬丈於歷史長河之中又鉆入泥底。

東方，齊威王戰勝於朝廷，齊宣王揚名以稷下。南方，楚懷王則繼先父之余烈，北取襄陵，東亡吳越，儼然南國雄鱷，不過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身死人手，為天下扼腕。

西方，秦國後來居上，自孝公以來，商鞅內立法度、耕戰守具於前，張儀因利乘便，連橫中原於後。秦惠文王、武王、昭王三代固守，割據要害，有囊括四海、並吞八荒之心，成為列國最兇惡的對手。雖有公孫衍、孟嘗君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秦人終於眨眼之間發起攻擊，鞭策巴楚，收地千裏，發憤東向，天下莫不受其困。

新世紀以來，我就一直在寫這些“青銅系列”的手稿。伴隨著遷走流離，手稿烙下不同時期我的心緒，時而文辭清揚，時而牢騷吹貫。

手稿並不好弄，直到了今天夜裏，燈光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樣的樓上房間，萬籟啞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來，引發得這郊外附近的野狗，也嘔嘔地叫起來。一種難言的情懷，躊躇於人生邊緣，繚繞不散。

在這個坐臥不寧的冬前季節，落寞的大地夜涼星稀。我於城郊樓高處，借這一本書，與散落從前的歷史景象遙遙張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