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縱連橫一

時間是在商鞅死後不久，公元前335年，一個四十歲出頭的人，從老家河南東部的宋國，坐著驛站的公共汽車，後面跟著他的五輛裝著書簡的車，顛簸著來到河南中部的魏國大梁求發展。他就是惠施先生，主子百家中名家學派的掌門人，“學富五車”就是說他呢，因為他身後總跟著五輛書簡。

名家，是諸子百家中的一種，可能不像儒家、墨家那麽知名，但是非常荒謬有趣。

名家的創始人“鄧析”是春秋時代的人。鄧析善於詭辯，創造了“兩可”學說，在法庭上能把錯的說成對的，對的說成錯的，他想幫誰誰就贏，是我國最早的職業律師。於是，求學者不可勝數，都送衣服給他當學費，學成以後，紛紛打贏官司。後來，鄧析幹脆自己私刻了一本法律叫做“竹刑”，因為是寫在竹板上的，內容很不錯。但是這個可憐的人最終被大政治家子產給斬了，陳屍示眾，因為他私刻刑書“亂法”。但他的“竹刑”卻被政府沿用。惠施是如今戰國中期的名家巨子，繼承鄧析衣缽，有很多名滿天下的論點，多數卻像《時間簡史》一樣讓人摸不著頭腦。

比如他說：“大地的中央，是在燕國的北面，越國的南面。”這不是氣死人嗎。燕國的北面在北方，越國的南面在南方，燕北越南怎麽會是大地的中央呢？但其實這是關於地球是圓形的最早論斷。惠施針對物質結構也發言道：物質最小的單位，是沒有內部的(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這和古希臘同期的原子理論一樣：無限的宇宙被分解成不可再分的粒子。萬物都由粒子構成，所以惠施認為“萬物畢同”，沒有差異。萬物畢同，這就上升到了哲學高度，事物之間沒有差異性了。於是惠施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高與低、大與小之間沒有區別了。這個觀點得到他的好朋友莊子的叫好和捧腳。莊子說，鳥兒的毫毛比泰山還大，因為萬物一同。

惠施繼續推動波瀾，認為郢都雖然小，中原雖然大，但比起無窮無盡的空間，渺小的二者無甚區別，所以“郢都占有天下”——郢都即是天下，篡改了空間上的客觀差異。惠施接著竄改時間上差異性，他認為太陽剛升到天空正中，就同時西斜；一件東西剛生下來，就同時死亡，時間上對於任何事務是沒有差異的。最後，惠施賭咒發誓說：“今天我去了越國，然後昨天我就從越國回來了”。他大約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例往梭時空隧道的返穿人。

總之，惠施不想看到事物的多樣性，他說“白狗黑”、“癩蛤蟆有尾巴”等等。惠施這些抹煞事物、時空差異的做法，叫做“合同異”，引發出他的倫理主張：既然一切事物沒有差異，那就要“泛愛一切，天地一體”。於是惠施終於叫囂：卵有毛、馬有卵、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連環可解、犬可以為羊、老太婆有胡須、小馬駒沒有娘、雞有三只腳、輪子並不碾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以及飛鳥的影子是不動的。

最後這句使人想起希臘早一時期的悖(念背)論家“芝諾”飛矢不動的理論：箭雖然在飛，其實不飛。芝諾不但宣布飛箭是不動的，而且判定一切事物都是靜止的——飛毛腿阿基列斯永遠不能從後面追上烏龜。阿基列斯走十步，龜也前進一步，阿基列斯每走一步，龜也走十分之一步。如此永遠追不上前邊的烏龜。

這些高難度的設論，或者說可愛的謬論，令後代的高智商人士紛紛揪著頭發發瘋，想把它們解釋通。連近代的胡適之校長也在為之努力呢。胡校長說，白狗、黑狗都是狗，所以白狗也黑。蛤蟆雖然沒有尾巴，但卻曾經有過一條小細尾巴(蝌蚪時期)，所以都一樣有尾巴。雞蛋中有雞的形狀和雞毛，否則怎麽變出雞呢，所以卵有毛。生物的前一種形式飽含後一形式的可能性，馬雖然不是卵生的，但曾經有過卵生的進化階段嘛，所以馬有卵。而飛鳥的影子是不動的，那是因為視覺暫留現象嘛。

當然，也有不給惠施捧腳的，那就是“公孫龍”先生，他的所謂白馬非馬，強調事物的差異性，也是名家的大才。在當時古代的通衢(念渠)大道上，政府設有關隘，專門向商人征收過路費。公孫龍牽著白馬過關，人家讓他給馬交稅，他把眼睛一瞪：“交什麽交！這是馬嗎，這不是馬。白馬非馬也！”

“馬”是一種動物，“白”是一種顏色，“白馬”是一種動物加一種顏色。三者內涵不同，所以白馬非馬。“馬”包括一切馬。“白馬”只包括白馬。“馬”與“白馬”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馬非馬。

既然白馬和馬是兩樣東西，那麽黃馬、驪牛簡直是三樣東西。你可以看見黃色、驪色和高大獸形這三樣東西，所以是三樣東西。一塊白色的堅硬石頭則是兩塊石頭：眼看是白石頭，手摸是堅石頭，所以是兩塊石頭——這就叫“離堅白”了，公孫龍強調事物的差異性。公孫龍的“離堅白”(事物全是差異)與惠施的“合同異”(事物沒有差異)，各持一端，各自獲得一粒真理，莫名其妙地啟迪著人們的智慧，總之都是我們現代小青年很少關心的晦澀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