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六

豫讓，與專諸、要離、荊軻，並為千秋俠烈之客，揚名青史，他們都是為了信用、忠誠和名譽而活著，骨頭是硬的。“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這是戰國士人的人格表白。我的心不是石頭，它不能隨便被人搬轉，我的心不是席子，它不能隨便被人翻卷。如此的倔傲，但並不是全無所畏。所謂士，也叫做布衣，就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類似現在的白領)。他們習文練武，目標是去政府或卿大夫家族裏幹事(當家臣)，戰時則登上戰車保家衛國。所以士人最珍貴的就是效忠他所供職的家族，豫讓那“士為知已者死”的人生信條，就一語道破了士人的原則，在未來中國影響深遠。須知，在當時大周朝分封體系裏，自然要強調下級領主對上一層領主的人身依附、效忠精神、復仇觀念，這在西方就是騎士精神，在大周朝就是士為知己者死，所以我們才有目睹刺客豫讓慷慨千秋、感人至深的事跡。

豫讓死掉的那個石橋——豫讓橋，至今還有，在太原晉祠附近。喜歡憑吊懷古的人，旅遊時候可以去打聽。

但是時光到了明朝初年，在歷代褒揚豫讓的文章中，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反對者，就是那個被燕王朱棣割了下巴、滅了十族、淩遲處死的硬老頭——方孝儒先生。方老師不喜歡豫讓之極，他在《豫讓論》中對豫讓進行了惡狠狠的批評：“當智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豫讓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智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士君子立身事主，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

方老頭的大致意思是，豫讓沽名釣譽，不能規諫主子智伯於危難萌發之前，徒是爭死於其後，附於刺客之流，不足以當國士。這個脾氣剛烈的方孝儒老頭，看看他老人家自己呢？他對建文皇帝什麽好忙也沒幫上，當反叛大軍殺過來的時候，他躲在深宮裏和皇帝徹夜談論先代禮儀。等到皇帝敗亡，他卻變得逞能起來，使勁罵街，朱棣不想殺他，他就使勁罵，直到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為止。方孝儒也是“徒然爭死於其後”，甚至不如豫讓能礪志復仇。

自從宋代理學盛行以後，儒者往往高懸道德標準以苛求別人，方孝儒之責備豫讓就是如此。以過高標準來苛求別人，則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責，結果形成了“三代以下無完人”的局面。如此懸旨過高(靶子立得太高)，誰的箭也射不上去，索性不射。目標也就沒激勵性了，大家索性放棄標準，放任自流。但口頭上還是要尊重標準的，於是滿嘴仁義道德，實際貪鄙作奸。道德標準只是嘴上說說，騙人騙自己罷了(只在處理寡婦改嫁問題上才格外認真)，終於把中國人培養成酷愛形式主義、上下敷衍的好習慣。宋明大儒難辭其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