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危局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從金聲桓“易幟”開始，多爾袞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固然是此消彼長，永歷的“中興”便是清廷的危局，多爾袞面臨著入關以來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由於永歷政權腐敗無能，金聲桓、李成棟又先後出現重大戰略失誤，加上何騰蛟的嚴重錯誤，直接導致南明在江西、湖南兩大戰場失利，“中興”的局面化為泡影。

對於多爾袞而言，永歷“中興”的終結，並不等於清廷的危局得以化解。雖說“大國泱泱”，但正如《紅樓夢》裏王熙鳳說的，“大有大的艱難去處”，地盤太大有時候不一定是好事，比如“遍地是賊”的時候。這樣的局面，偏偏就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江山換老板”的多爾袞趕上了。

在數得上號的幾大抗清勢力中，永歷政權是最不經打的，多爾袞根本就沒太重視。真正讓清廷感到很難對付的，是東南沿海那一團漿糊。當然，這夥人時時刻刻都沒有消停過。

早在永歷元年（1647年）十一月，多爾袞便任命禮部侍郎陳泰為靖南將軍，統率大軍南下，會同新上任的浙閩總督陳錦（原總督張存仁調任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向福建發起反攻。

在永歷二年（1648年）初，福建的基本態勢是這樣：清軍與魯監國領導的“浙系”和以朱常湖、朱繼祚為代表的“地方系”形成相持局面，福州被圍成一座孤城；鄭成功領導的“閩系”在泉州戰役失利後轉入守勢，繼續在金門、廈門一帶休整。

南明、清軍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後，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南明方面卻在暗流湧動。倒不是“浙系”、“閩系”又開始掐架，而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魯監國、鄭成功此時都有煩心事。

在“浙系”內部，鄭彩向來以“元勛”自居，妄圖做魯監國政權裏的馬士英、鄭芝龍，但朱以海的“登位”軌跡跟朱由崧、朱聿鍵有本質的區別。他不是被權臣抓出來當“擺設”的，而是浙東地區抗清勢力需要核心領導，被張國維等人請出來當家的。

鄭彩想飛揚跋扈、一手遮天，身經百戰的朱以海偏偏不吃這一套，兩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永歷二年（1648年）正月十七日，鄭彩擅自殺掉大學士熊汝霖，“浙系”元老鄭遵謙（曾在紹興率先起義）憤憤不平，又被鄭彩指使屬下誘捕，被逼跳海自盡。

鄭彩如此膽大妄為，魯監國不禁大為光火。但是，鄭彩敢這麽做，當然也是有底氣的。今非昔比，魯監國朱以海不再是當年浙江的“精神領袖”，而是寄人籬下的“喪家之犬”，他也不敢拿鄭彩怎麽著，否則可能會無處安身。鄭彩為所欲為，朱以海無非是以死相逼，說幾句氣話表個態，（殺忠臣以斷股肱，生何益耶？）然後兩手一攤，不了了之。（輟朝五日，不敢問。）

朱以海希望通過示弱的方式緩和君臣矛盾，但鄭彩變本加厲、得寸進尺，又百般排擠劉中藻。作為“浙系”的元老級人物，時任大學士、兵部尚書的錢肅樂實在看不下去，在與劉中藻的通信中指責鄭彩濫殺忠臣。不想兩人的書信被無孔不入的鄭彩耳目截獲，錢肅樂遭到鄭彩頻繁的“精神打擊”，於五月嘔血而死。

眼看“浙系”元老一個個成了鄭彩的刀下之鬼，有心無力的朱以海卻束手無策，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待，以“多行不義必自斃”來安慰和麻痹自己。

鄭成功雖然沒有朱以海的這種尷尬處境，但他的日子更加艱難。朱以海苦於無權，而鄭成功正苦於無糧。

無權，大不了做個擺設；無糧，是要死人的。

鄭成功雖然繼續壟斷著海上的生意，但金銀不能當飯吃。金門、廈門地方太小，鄭成功一般是派人到福建、廣東四處買糧，勉強維持生計。

如此看來，朱以海和鄭成功的日子過得都比較淒慘，清軍大舉南下，無異於雪上加霜。

三月，陳泰、陳錦率清軍進入福建境內，並於四月初四攻陷建寧府，朱常湖、王祁陣亡，清軍拉開了掃蕩福建的序幕。四月間，清軍主力進入福州，並擊潰了活動於福州外圍的劉中藻部，眼看南明軍全線潰敗，劉中藻在陣前自殺殉國。

在此期間，深受糧食問題困擾的鄭成功發起了同安戰役，擊潰出城迎敵的清軍後，於四月十八日進抵同安。同安知縣張效齡棄城而逃，鄭軍順利占領同安。

紹武政權的廣東總兵林察輾轉逃到福建，鄭成功這才知道廣東已經建立了永歷朝廷。此時的鄭成功一受“浙系”掣肘（旁邊躺個監國，渾身不舒坦），二因出師無名（朱聿鍵已死），三被糧食困擾，迫切地需要找一個名義上的靠山，因此趕緊派部屬攜表文赴廣東朝見，承認永歷政權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