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敵後

各自為戰

永歷時期，朱由榔率領的“逃跑朝廷”與東南沿海相距甚遠，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少有交集。這種復雜的局面，給敘述南明的歷史增添了一些困難。

為了確保情節的完整性，我只能通過頻繁“換台”的方式，分開闡述永歷朝廷和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

這種方式可能會給讀者造成一些錯覺，比如前面發生過的事、死掉的人，後面可能又會提及，所以先提前說明一下。

好了，現在開始第一次“換台”。

相比於“正面戰場”的順風順水，清軍在福建、浙江等“敵後戰場”卻屢屢受挫，魯監國朱以海、鄭成功、黃斌卿紛紛點燃抗爭之火，攪得東南沿海不得安寧。

敵後抗清的主戰場，自然非福建莫屬。隆武二年（1646年）下半年，博洛帶著投降的鄭芝龍走了，魯監國在鄭彩的護送下來了。這一退一進，特別是佟養甲、李成棟在辜朝薦的忽悠下進軍廣東，福建的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扭轉。

清軍在福建防守空虛，南明殘余勢力得到喘息和補充，並逐漸恢復元氣，開始轟轟烈烈的抗爭。不過，福建的形勢遠比廣東要復雜得多，因為在福建巴掌大的地盤，南明的抗清勢力分成了三大派系：

——“浙系”，“核心”是魯監國朱以海，駐地長垣，主力是建國公鄭彩的部隊，主要將領還有定西侯張名振（駐舟山）、同安伯楊耿（提督）、定遠伯鄭聯（總兵）、閩安伯周瑞、平夷伯周鶴芝、蕩湖伯阮進（駐舟山）等。

——“閩系”，“名譽老大”是鄭鴻逵，剛剛二十歲出頭的鄭成功負責具體作戰指揮，駐紮在廈門、金門地區。雖然鄭芝龍曾經手握重兵，但大部分跟隨主子投降，又被鄭彩、鄭聯分走一部分，所以鄭鴻逵、鄭成功撤到金門時，並沒有帶走多少人，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地方系”，主要是指各地官紳自發組織起來的義師，將他們單獨歸成一類是有原因的。首先，這些人“反清”是必須的，但反了之後服從誰的領導很難說，魯監國、隆武（鄭成功代表）、永歷都是可能的選擇。如果覺得選誰都不合適，那就自己領導自己。其次，即便選擇其中一個投靠，也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上還是單打獨鬥。

三大派系的關系比較微妙，魯監國指揮不動鄭成功，鄭成功也不敢拿魯監國怎麽樣，地方義師更是抓瞎。盡管抗清的武裝遍地開花（清浙閩總督張存仁曾向朝廷奏報福建“遍海滿山，在在皆賊”），但基本上是各自為戰。好在大家還比較能夠顧全大局，互不幹擾，只是缺乏統一的指揮調度，作戰計劃隨心所欲，相互協同就更談不上了。

有人說，福建這種各自為政的局面，極大地削弱了抗清武裝的戰鬥力，為清軍進取福建提供了便利。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統一指揮是否能夠提高戰鬥力，關鍵要看是否有人能夠勝任。湖南倒是何騰蛟一個人說了算，結果大家一起大踏步潰敗。後來的事實證明，憑朱以海、鄭成功的戰略眼光和戰術水平，都不足以指揮“大兵團作戰”。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打亂建制、各自為戰，不僅清軍看著亂，自己都覺得相當亂，福建才有可能撐得更久。

此時的福建，確實已經成了一團漿糊！

“浙系”方面，魯監國趁著清軍兵力空虛，於永歷元年（1647年）正月底在長垣誓師，著手準備收復失地。誓師之後，率先動作的是駐紮在海壇島的周鶴芝，這可是一個傳奇人物。

周鶴芝，字九元，福建福清人，海盜出身，早年在福建沿海劫富濟貧、聞名鄉裏。在此期間，周鶴芝與倭寇打過交道，並讓兒子拜倭寇首領撒斯瑪為義父。崇禎時期，周鶴芝接受朝廷招安，昔日的海盜搖身一變成了“緝私警”。隆武時期，周鶴芝被任命為水師都督，調往舟山，協助黃斌卿防守舟山。

撒斯瑪後來做上了倭國的大將軍，周鶴芝就想憑借自己的“海外關系”去倭國借兵抗清。黃斌卿不同意，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沒必要引狼入室。性情剛烈的周鶴芝憤然離去，返回福建。鄭芝龍決意投降清軍，周鶴芝以死相諫未果，率部撤守海壇島，繼續跟清軍死磕。

長垣誓師後不久，周鶴芝率兵攻占福清的海口鎮，一度占領了近五個月。六月，清軍攻陷海口，駐守在此的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戰死，周鶴芝被迫退守海壇火燒嶼。

周鶴芝出師不利，急於求成的朱以海想“擒賊先擒王”，於二月初八派兵進攻福州。清軍雖然兵力空虛，但留守部隊也不是吃素的，更何況朱以海也沒多少軍隊，省會福州根本就啃不動。

福州失利，朱以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後派兵進攻興化（今福建莆田）、福清。朱以海認為，駐守兩地的都是前明降清將領，興化是張應元，福清是張心裕，應該比較容易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