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論使民主國家走上或避免走上中央集權道路的一些特殊和偶然的因素[2]

如果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本能地朝著中央集權發展，那他們發展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這取決於各個國家的可以促進或限制社會狀況自然發展的不同的特殊情況。這類情況種類很多，我只談談其中的幾種。

在獲得平等之前很早就已經享有了自由的人民中，自由所帶來的本性與平等造成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沖突的。盡管中央政權在這些人中間提高了自己的特權，這些人也並沒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個人獨立性。

然而當平等在一個人民從來沒有聽說過自由或者很長時間沒有享受到自由的民族中發展時，則如同在歐洲大陸上的情形一樣，當那些老舊的民族習慣突然因某種自然的吸引力同社會狀況所造成的新的習慣和教條相結合起來時，所有的權力好像自動就迅速集中到中央去了。中央的權力在以驚人的速度迅速累積，國家的權力立即達到了極點，而個人的力量則達到了最弱的程度。

三個世紀以前來到這片蠻荒的新大陸建立起一個民主社會的英國人，在自己祖國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慣。他們通曉陪審制度，有著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也有權利意識和行使權利的習慣。他們將這些自由的制度和剛毅的民風帶到了美洲，並靠著這些制度和民風抵禦著國家的侵犯。

這就是為什麽自由在美國人中是由來已久的，相對來說平等則是較新的觀念。而歐洲則剛好相反，在歐洲，平等是靠君主專權引進的，並且在君主們看來，在自由進入到人們的思想之前，平等就已經深入人們的習慣之中了。

我說過在民主國家中，人們認為政府應是僅有的中央政權，他們的思想中則少有中間權力的概念。這一點在已經靠著猛烈的革命取得了平等原則勝利的民主國家中尤為適用。隨著掌控地方事務的階級在革命的暴風雨中突然消失，而剩下的混亂的人民大眾既沒有組織性又沒有習慣性來管理這些事務，所以只能靠著國家來掌控這些煩瑣的政府事務。中央集權就這樣成為了必然的事實。[3]

對於拿破侖[4]將所有的行政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這樣的行為，我們不必褒獎也不必譴責，因為在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突然消失之後，這些權力是自發地跑進他的手中的，要拒絕這些權力對他來說與取得這些權力一樣困難。[5]而美國人就從來不會感受到這種必要性，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革命，並且從一開始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從來不會需要國家來臨時指導他們。[6]

因此在一個民主國家中，中央集權的進程並不僅僅取決於平等的發展，還取決於平等所建立的方式。[7]

在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革命之初，各階級之間的戰鬥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想方設法將公共行政的權力集中到政府手上，以便從貴族手中奪得地方事務的權力。而相反地，當到了革命結束的時候，被打敗的貴族則主動將所有的權力交給政府，因為他們懼怕已經與他們平等甚至多數時候已經成為他們主人的人民大眾會對他們實行暴政，哪怕是一點點暴政。

因此，加強了中央政權的並不總是人民階級。隨著民主革命的持續，國內總會出現一種因人數或者財富而強大的階級，懷著特殊的情感和特別的利益，希望公眾行政權力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他們的情感並不是民主國家人民普遍具有的那種對被鄰國統治的永恒的憎恨之情。現在你可以看到的是英國的下層階級竭力取消地方的獨立自主，以便將所有的行政權力從地方轉到中央，而上層階級則努力使行使權保持以前的狀態。我敢斷言有一天這種情況將反過來。[8]

以上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麽在靠著長期的社會努力達到了平等的民主國家中，社會的權力總是會比人民一開始就享有平等的民主國家強，而人民的力量卻更弱的原因。美國人的例子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生活在美國的居民從來沒有因任何特權被分成幾等過，他們也從來不知道下層人民和統治階層的相互的從屬關系，並且由於他們並不懼怕他人，也不憎恨他人，所以他們從來不了解請求中央政權來主導他們一切瑣碎事務的這種需求。[9]美國人的命運是特殊的，他們從英國的貴族制度中得到了個人權利的觀念和對地方自由的喜好，並且他們有能力將二者保留下來，因為他們不用同貴族做鬥爭。

如果說在任何時候知識都能當作人們保衛自己獨立的力量，那在民主時代中更是如此。當所有人都彼此相似，那建立一個獨一的全能的政府就很容易，只靠本能就足以做到這一點。但是人們需要大量的知識、科學和技術力量，以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創立和維持一些次級權力，以便在獨立和弱小的人民之間創建一些自由的組織，以在不損害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同暴政相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