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星隕落：石堡城事件

王忠嗣，初名王訓，太原人，出身於軍旅家庭，父親王海賓是開元年間抗擊吐蕃的一員驍將，官任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善戰聞名於隴西一帶。開元二年七月，唐軍與吐蕃軍隊在渭州（今甘肅平涼市）附近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會戰，王海賓任先鋒，在渭州西面的武階驛與敵軍遭遇，經過一番苦戰，大破吐軍前鋒，殺獲甚眾。

吐蕃軍隊迅速反撲，出動主力將孤軍深入的王海賓部團團包圍。形勢危急之時，後方的唐軍諸將因嫉妒王海賓的軍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動。王海賓力戰多時，終因寡不敵眾而壯烈殉國。其後，唐軍主力才乘勢發動反攻，大破吐蕃軍隊，斬首一萬七千級，繳獲戰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

戰後，玄宗感念王海賓的忠勇，追贈其為左金吾大將軍。

王海賓為國捐軀的這一年，王訓年僅九歲，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宮中撫養，並授予朝散大夫、尚輦奉禦之職，賜名忠嗣。正所謂將門出虎子，王忠嗣長大後，為人英武沉毅，穩重寡言，並熟讀兵書，謀略過人。玄宗經常召見他，與他談論兵法，王忠嗣“應對縱橫，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贊嘆：“爾後必為良將！”（《舊唐書·王忠嗣傳》）

開元中期，王忠嗣進入軍界，先後效力於河西節度使蕭嵩、朔方節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戰，屢立戰功，歷任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代州都督等職，賜爵清源縣男，並賜紫金魚袋。開元末，因軍功顯赫升任河東、朔方節度使。天寶元年，又兼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都督，其後率部北伐突厥，數戰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虜不敢入”。隨後因功加授左武衛大將軍。

天寶四年，又兼攝禦史大夫，進爵清源縣公。

王忠嗣年輕時頗以勇猛善戰自負，但是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尤其是在擔任節度使之後，其性格中沉穩持重的一面就顯露出來了。他常說：“國家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眾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舊唐書·王忠嗣傳》）

很顯然，王忠嗣並不是一個好勇鬥狠、頭腦簡單的武夫，而是一個擁有政治眼光的軍事家。他深知，戰爭只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種手段，並不是軍人從軍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為個人撈取功名利祿的工具。換言之，作為一個帶兵打仗的將軍，他並不缺乏勇悍的作風，但是作為一個身兼數職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須從政治、經濟、國防、民生等多個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戰爭。

王忠嗣有一張重達150斤的漆弓，但從來不用，一直藏在袋子裏，目的就是為了表明自己決不輕易使用武力。不過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軍功，普遍存在好戰情緒，不見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並沒有一味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而是經常在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出擊。

但是，王忠嗣從不打無把握之戰。每次出戰之前，他都會派出大量間諜深入敵境，詳細掌握敵方的各種情報，然後制訂極具針對性的作戰計劃，最後再發兵奇襲。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己方傷亡，而且幾乎能夠做到每戰必勝。在這種有勇有謀的長官手下打仗，官兵們當然都非常樂意。

然而，盡管王忠嗣的軍事思想於兵、於民、於國都是有利的，可卻與另外一個人的軍事思想產生了沖突。

這個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過從開元中後期開始，李隆基就逐漸拋棄了姚崇當年提出的“不幸邊功”的執政方略，變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開疆拓土，鷹揚國威。按理說，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擁有這樣的思想和心態並不能算錯，可問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軍隊必然會為了邀功而滋生好戰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續，而有可能變成一匹脫韁的野馬，失去理性的駕馭，最後為百姓和國家帶來不必要的戰爭災難。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就說隋煬帝楊廣，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態的驅使下，才把隋帝國變成了一輛瘋狂的戰車，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覆滅。

也許，正是鑒於這樣的歷史教訓，王忠嗣才會逐漸形成以防禦為主的穩健的戰略思想。可遺憾的是，這樣的穩健最後必然會被玄宗視為保守和消極，也必然會與玄宗的激進思想產生沖突。

天寶五年，皇甫惟明因韋堅案遭到貶謫，其河西、隴右節度使之職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時間，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裏，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以來，未之有也”。（《舊唐書·王忠嗣傳》）

天寶初年，唐帝國總共設置了九大節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個，實在是有夠拉風。面對如此拉風的王忠嗣，有個人自然會感到強烈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