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籠絡人心（第2/3頁）

第二，在政變之前，明哲保身、選擇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絕對不止李靖和李世勣，而最後之所以要籠絡李靖，把他弟弟放進這份名單，是因為李靖在當時已經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統一戰爭期間，李靖強力輔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半壁，在戰爭中的卓越表現可謂盡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順眼的李淵才會豎起大拇指說：“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舊唐書?李靖傳》）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評價，其當時盛名可見一斑。所以說，李靖在諸多中立者中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既然要選擇李靖為中立者代表，為什麽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來呢？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處。因為這麽做既能讓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誠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鐵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馬上會躍居某些功臣之上，這顯然是不妥當的；其次，沒有參與政變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難免會引起那些鐵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選李客師來當這個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煩。這就是為什麽進入名單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師的原因。

此外，從李世民登基後對李靖所做的連續提拔來看，也足以證明他確實有意籠絡李靖。第二年，即貞觀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書的高位；貞觀二年，又讓他以本官兼任檢校中書令。

綜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後所做的一切，無論是推行寬大政策安撫反對派，還是想方設法籠絡中立者，其目的都是為了加速完成從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轉換。

還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這一點。那是在李世民剛剛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齡曾私下對他說：“秦府舊人沒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說：‘我們在秦王左右，鞍前馬後跟隨了這麽多年，如今加官進爵的時候，我們反而落在前東宮和齊王府的人後面，這是什麽道理？’”

李世民說：“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諸之民。因此設官分職，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為考量，當然要擇賢才而用之，豈能以關系的新舊決定任職的先後？如果新人賢能，而舊人庸劣，怎能舍棄賢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舊人？倘若不問‘賢愚’，只問‘新舊’，又如何建立一個公平的政治體制？”

武德九年八月八日，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終於來臨。

大唐帝國首任天子李淵正式下詔——傳位於太子李世民。

八月九日，李世民在東宮顯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關內及蒲、芮、虞、泰、陜、鼎六州的田賦和捐稅兩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一個時代，就從這一天起拉開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寬大政策、努力實現天下和解的同時，為了進一步贏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後還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樹立了一個新的政治領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輝形象。

換言之，這是一個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廢除高祖李淵此前發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資治通鑒》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納傅奕的諫言，下令對佛、道兩教進行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只在京師保留寺院三所、道觀兩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觀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屬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還俗，勒歸鄉裏。李淵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當時的寺院經濟過度膨脹，僧道隊伍極其龐大，僅佛教僧侶就有二十幾萬之眾，對社會確實構成了不小的負擔，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可見李淵的這個裁汰令對於國家是有利的，但是對於當時的佛、道兩教則不啻於一場災難，所有宗教人士對這項改革肯定抱有強烈的反對情緒。

六月四日，即玄武門事變的當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義發布命令，讓所有被迫還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觀，一切恢復舊制。此舉無疑極大地贏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時也是對高祖政策的斷然否定。盡管高祖的這項宗教政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時間就將其推翻，足以說明他是多麽迫切需要社會輿論的支持。而佛、道兩教作為當時社會上最大的民間團體，無疑是一支強有力的輿論力量。

第二把火是“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也就是釋放宮中豢養的各種飛禽走獸，罷停各地進貢的奇珍異寶；同時，給政府各級官吏提供一個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渠道，讓他們的想法有機會直達天聽，進而獲得越級提拔的可能；此舉固然是讓百官對國家未來的大政方針獻計獻策，事實上也是鼓勵他們批評舊政、放膽直言高祖一朝的執政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