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敗局

“東北易幟”，全國統一，暫時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開始推動“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聽起來不錯，實際交涉時卻困難重重。

原來的條約再不平等，那也是當年白紙黑字寫下來，雙方認可的。現在新建了政府，重搭個棚子，眼睛一閉就打算不認賬了，哪有這麽容易的事。何況所謂列強，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天天還想著從你身上再找點什麽回來呢。

想反攻倒算？門都沒有。

只好逐個磨嘰。先跟日本談判，談“濟南事件”的道歉、賠償、懲兇問題（這個應該算是秋後算賬），沒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急赤白臉地認為自己受到的損失更大，要賠錢也得是中方賠給它。雙方爭吵不休，最後只好擱置爭議，留待“實地調查”後再論是非，實際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著又跟美、英、法、德這些歐美國家談。人家西方紳士到底不一樣，素質比東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見中國統一後比較難搞，所以態度上也誠懇了許多。各國同中國逐一訂立“新關稅條約”，歷史上第一次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日本最初表示強烈反對，無奈西方人都認了，也只好隨大溜。

革命外交算是旗開得勝。

柿子要撿軟的捏

愛國不分先後。大好形勢之下，誰的頭腦都可能發熱，其中自然包括年輕氣盛的少帥張學良。

眼下，雖然“內患”已除，但東北鐵路和日蘇占領的問題還懸而未決。

楊宇霆的辦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東北軍，號稱全國地方軍中最強的部隊，現在又加上中央的支持，該硬的時候要硬，不該硬的時候也要硬，去玩兒什麽虛頭八腦的忽悠。

況且東北的這個列強是不用談的，只能來硬的。

這就是“北極熊”俄國，現在叫蘇聯，蔣介石稱它為“紅色帝國”。

不用談的意思，是因為兩國當時已經鬧得很僵。

國共分裂後，莫斯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自然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早在1927年年底，南京政府就發布“絕俄令”，宣布撤銷對蘇聯領事的承認，並封閉蘇聯在華商業機構。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對日蘇兩個紅白帝國（白帝國是指日本）在東北的不平等權益，中國政府都是遲早要收回的。正所謂拿了我的要還回來，吃了我的要吐出來。但之所以先拿蘇聯開刀，除了用張學良的話說，當時是基於愛國熱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與東北方面對於自己對手實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關系。

楊宇霆死後，張學良基本靠周圍的年輕“謀士”們幫他出謀劃策。這些人當中有很多自詡為“俄國通”，他們認為蘇聯內部政局動蕩，經濟蕭條，外部又受到歐美各國的普遍敵視和圍剿，共產黨政權早已朝不保夕，成風雨飄搖之勢。如果此時發難，蘇聯必自顧不暇，東北可將中東鐵路主權一舉收回。同時由於蘇聯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其他列強也只會作壁上觀，不會引起太多的幹涉。

從俄羅斯境內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殘余）也驗證了這一說法。

更不用說翻翻歷史，早在日俄戰爭時期，俄國人就沒幹得過日本人，是後者的手下敗將。

這給了張學良和東北當局一個深刻印象：蘇聯人比較容易對付。

按照柿子要撿軟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鬥尚無把握，不妨先拿蘇聯試一下身手。

張學良決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後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後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聽聽他老兄的意見——這個“盟哥哥”指的是蔣介石，易幟後兩人便桃園結義，成了異姓兄弟。

此時的蔣介石正處於自信心膨脹的階段。這半年來，仿佛是敬香拜對了菩薩，做什麽事都順。

對外，通過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關稅自主權，不僅表明各國列強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承認，而且一下子樹立了中央的形象。

對內，也沒閑著，施行“削藩策”，先削老李（宗仁），再削老馮（玉祥），忙得不亦樂乎。

那個絕頂聰明的東北人楊宇霆不是曾經說過嗎，他們這幫人遲早是要自己打起來的。

果然。

戰前，所謂中央政府，名為統一全國，實際只控制了長江下遊的幾個省，具體來說就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個省。

這一點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最清楚，因為他就只能從這四個省收到錢。其他地方的諸侯都是各收各錢，各支各用，一兩銀子都不願多給朝廷。

戰後，蔣介石通過鬥敗李宗仁、馮玉祥，使南京政府獲得了更多省份的實際控制權，也就是說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稅了。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當著張學良的面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膽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堅強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