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鬥爭（第2/2頁）

林彪的講話有自我標榜的成分。彭德懷反教條主義的立場是一貫的。從他視察軍事學院給毛澤東的報告、對訓總四級幹部會的態度以及轉呈方強的信，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與林彪的差異是不想用黨內鬥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也不想打倒誰。但是毛澤東表態，他就不能不緊跟了。

6月20日舉行全體大會，與會者增至1442人，規格也從三座門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會議主題是反教條主義。彭德懷在講話中一開始就提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改變了原來反教條主義的提法和性質。他指責“軍事教條主義者不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而是搬運蘇聯的錯誤經驗”，並指出他們犯錯誤有“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他在講話中發泄不滿說：“我這個人是沒有學問的，是丘八學校和農民學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們所說，反教條主義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毛澤東對彭的講話頗為欣賞，在簡報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閱。”[22]

6月21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的講話像是在漫談我軍的歷史，但其中的一些話很有分量。他說：“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有許多同志批評我，管軍事管得很壞。”“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也就是批評我。”接著他回顧了我軍歷史上幾次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出：“有這麽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的軍事學或管理軍隊的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的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至於中間兩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照實際情況來打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我看總是有一點吧，多少有一點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地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軍隊有兩種傳統：有優良的傳統，有錯誤的傳統；有正確的傳統，有不正確的傳統；有馬克思主義的，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路線方面也是如此。和這些同志我們過去是有爭論的，現在都能夠團結一致了。個別同志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毛澤東的講話不僅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鬥爭的調子，而且列舉了歷史的例子，進一步擴大了鬥爭的範圍。

6月23日、29日，毛澤東兩次召集會議，與各小組長座談，對軍委擴大會議作進一步的、具體的指示。23日的談話還沒有涉及具體人，他指出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29日的講話則是針對劉伯承、蕭克講的，並對二人作了不同的定性。29日的座談中，毛澤東談道：“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哪裏的呢？為什麽我們不能獨創？”林彪插話說：“我軍在政治上，如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一套。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講了。”“關於軍事科學、戰略問題，我們有系統的一套。列寧死得早，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及搞，斯大林沒有系統的一套。不必學蘇聯的，戰術問題上半學半不學——半學就是學海、空軍使用，諸兵種協同；半不學，如戰術思想，我們有毛主席的，就不學他們的。”這些話很合毛的心意，他稱贊說：“這樣好！”

29日的座談是軍委擴大會議的核心內容。雖然彭德懷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是緊跟毛澤東的，由對事不對人到既對事也對人。但在樹立毛澤東的權威方面，他遠不如林彪會體察毛澤東的內心深處。

以後的大會變成了對劉伯承、蕭克等人的批判會，尤其是對蕭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會議發言從批判“教條主義”到翻歷史老賬，把歷史上個人的恩怨和宗派山頭的矛盾都抖出來。鬥爭範圍越來越大，葉劍英、粟裕、李達、陳伯鈞、鐘期光、宋時輪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擊。正如蕭克回憶的：“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鬥，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力。”[23]盡管劉伯承、葉劍英在檢討中一再承擔責任，希望保護一批幹部，在那種“左”的氣氛下，已經沒有幾個人能保持客觀、清醒的態度了。

7月19日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這個總結不是彭個人創造的，而是主持會議的軍委領導成員多次討論、修改確定的。這個總結對“教條主義”的定性，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將反“教條主義”說成是“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指責“在軍事訓練部門和某些院校中，極少數同志具有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他們一直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抗拒中央和軍委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嚴重阻礙了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開展”。至於軍委應當承擔的責任，是“軍委對於幾年來的錯誤路線，是有所察覺的，也進行了許多鬥爭。但是，因為對它的本質，對它的普遍性和嚴重性認識不夠，沒有及時地采取大張旗鼓、充分地發動群眾的方法，把這個鬥爭堅決地在全軍中展開和貫徹下去”。在列舉了兩條軍事路線關於建軍方針、原則、作戰方針和訓練方針的分歧後，他用階級鬥爭理論進行了總結：“錯誤的軍事路線產生的主要根源是，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在我軍內部的反映。目前，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雖然基本上已被消滅；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還是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次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也就是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和無產階級軍事思想的鬥爭。”彭德懷以前的講話從未上綱到這種高度，階級鬥爭理論是建國後毛澤東的基本思想之一。這種過火的批判，把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擴大化，由部分單位波及全軍，對軍隊建設和正規化進程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後果。劉伯承同志被免去了領導職務，蕭克、李達等一批將領受到了錯誤的處理。作為軍委擴大會議的主持人，彭德懷是有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