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四野南征北戰的日本醫生、護士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怎麽會有日本醫生、護士呢？作者在查閱解放戰爭歷史档案時，發現第四野戰軍（以下簡稱“四野”）中有日本醫生、護士的記載，覺得好奇，於是開始了長時間的采訪和研究。2000年，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高恩顯先生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及《資料選編》，由人民軍醫出版社出版。書中以豐富的史料，揭示了這個秘密。

抗戰勝利後，蘇聯紅軍占領了中國東北。當時國民黨軍隊遠在大後方，鞭長莫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根據地則貼近東北。面對這個歷史機遇，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迅速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策，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及各根據地組織10萬大軍，向東北進軍。

萬事開頭難，東北老百姓對共產黨不了解，部隊所到之處得不到群眾支持。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給中央的電報說：部隊處於“七無”的困難境地，“無黨、無群眾、無政權、無糧、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各地部隊進入東北時，只有戰鬥部隊，後勤人員很少。醫務人員奇缺，有的連隊甚至連一個衛生員都沒有。千裏長途行軍，進入東北後又得不到休息和補給；還要打土匪，和國民黨正規軍作戰，傷病員成了大問題。東北軍區衛生部長賀誠回顧初進東北時期的情況說：“在這個時期，我們有些部隊一到東北就打仗，有的甚至於還沒到東北，就開始打仗了。部隊是從各地來的，但衛生人員來的卻很少，沒有一個整體領導的東北衛生部。當時在山海關、錦州、營口等地打起仗來，各師旅的傷兵總是要往後送。傷兵送來，當時人少、藥缺，但是傷兵不能不接收，因此我們不能不利用敵偽的舊醫院。各種人員大都是就地爭取的，現找藥品找材料”，“群眾對我們的認識不高，土匪、特務到處活動。在南滿我們撤出了城市之後，醫院都不能有安定的地區。冀察熱遼部隊在撤出錦州時，醫院800余名傷員坐著擔架，騎著毛驢，亂哄哄地爬山越嶺，後面還有敵人在追。這種狀態，抗戰中都很少見，當時的混亂情況即可想而知了。”[1]

接收偽滿地方醫院時，八路軍幹部發現：在東北地區，醫生、護士屬於高等職業，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中國醫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規，大量征用日本醫生、護士。原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黨委書記徐科是當年衛生部的幹部，他回憶：“1946年3月蘇軍撤退後，高崗帶領我們去接收哈爾濱。我受衛生部孫儀之部長的領導。哈爾濱霽虹橋附近有市立第一醫院，我去當軍代表。孫部長給我的任務是留用日本醫生。當時日本人遣返有名單，上面寫著職業。根據名單一個個驗明身份，才讓他們登上回國的火車。我們在火車站和收容所按名單找人，開始是留醫生，後來留護士，最後凡是壯年男子都留，當擔架員和勤雜工。日本醫生不願意留下，就躲藏起來。有個婦產科醫生，藏在馬家溝中國人家裏。我得知情況後換了便衣，裝成家裏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來。還有一位泌尿科醫生向醫院請假逃了，我們到後方把他找回來。當時我們按名單留用，到處打聽日本醫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們留下來，集中後分配到各部隊醫院。”[2]

這些日本人為八路軍工作，當初是出於生計上的考慮。日本投降後，蘇軍接管了日本人的產業，將工廠設備拆運回國，又剝奪了日本人的房屋財產，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高橋貞夫回憶：“那時我在安東市，邊做豆腐邊上街叫賣，其中的辛酸令人無法想象。1946年春，來了穿著制服的軍隊。一個指揮官模樣的人給我們講話，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後他又說希望我們能給他們幫忙，工作是擡擔架運送傷病員。我們在部隊首長的帶領下，穿上發給我們的新服裝，並放開肚子享受了一頓美味的飯菜，懸著的心放下了，當時我意識到只有走這條路才能生存。”[3]就這樣，高橋等人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成為第29後方醫院的護工。他努力工作，後來被提拔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幹事。

在四野醫院工作的日本醫生、護士

東北初期的局勢對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戰後，林彪的隊伍退過松花江。戰爭形勢的困難和生活的艱難，使部隊的士氣很受影響。醫院的情況也比較混亂。新井侃醫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參軍的。當時本溪的六家醫院全部被八路軍改編為後方醫院。八路軍傷兵對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醫生、護士也有雇傭思想，造成醫患關系緊張。新井侃回憶：“那時聽說在第一後方醫院，輕症病人也叫護士端洗臉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飯端藥等，每一個重症病人都要一個護士看護，並聽說如果得罪了傷病員就要挨皮帶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