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慣於“惹是生非”的太學生（第3/4頁）

入學之時，朝中正是蔡京當道，朝政糜爛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見，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掛“應奉局花石綱”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隊，在水路上橫沖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聲載道，都說國家將要敗在這夥奸賊手裏了！

民間疾苦深深震撼了從深宅大院裏走出的年輕的李綱。他不禁浩嘆：人間何世，百姓何辜，要遭這刮骨剔肉的殘酷盤剝？

李綱是精英教育熏陶出來的學子，堅信儒家真理。古來孔子講“求仁”，孟子講“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裏有一點仁義和愛民可言？他搞不懂，難道真理就是寫在紙上來哄老百姓的？

在太學裏，人也是物以類聚的。李綱結識了同學李彪、陳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們目睹奸臣弄權，朝政腐敗，都壓不住心頭的一股怒氣。幾個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陳詞，指斥時弊。

李彪這個人，入太學已有些年頭了，因為敢言而觸怒了學官，同時又無強勢人物做後台，因此遲遲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學子，到了“釋褐”（脫下布衣、換上官袍。意為畢業）之時，大多都順利進入官場，混得風生水起。而他，則一直伴著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豬頭肉。

越是郁悶，他越是要說！

借酒澆愁之時，他總要破口大罵：大小官吏只知爭權，宦官閹人只知殘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還讓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罵以外，李彪還將所見所聞種種，寫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擊當朝執政的弊病，準備有機會上奏給皇帝。

學官們對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煩，經常派人去監聽。這日李彪罵得太狠了，太學當局認為不能再容忍，便將情況密報給了蔡京。蔡京大怒，說：太學本是弘揚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悖逆，還要太學做什麽？於是下令將李彪逮入監獄究治。

太學當局殺了雞，但是卻沒嚇住眾多不滿的猴。李彪被逮後，又有陳朝老奮身而起，上書皇帝，說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當朝大佬只知貪婪跋扈，壞事做絕，天下萬民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太學生就是未來的官員，是國家的棟梁，老是這麽鬧，著實堪憂。

這日，徽宗、皇太子趙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議，如何打壓太學裏的這股逆流，內侍又遞上來一個東西，是太學生鄧肅進呈的政治諷刺詩十首。

徽宗看罷，心裏有氣，半晌不語。

蔡京在旁趁機奏道：“鄧肅以詩譏諷朝政，還敢公然上呈，應予嚴處。如不殺，有人將更肆無忌憚，浮言謗語，將擾亂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沒有殺大臣的先例，更別說殺太學生。徽宗雖然覺得蔡京說得有理，但權衡再三，還是不敢開這個惡例。於是下令將鄧肅除籍，遣返回鄉，交給州縣嚴加管束。

十天後，太學將鄧肅開除遣返。臨別的那天，李綱一直把他送到東水門外，執手灑淚而別。

幾番整肅，太學裏的刺頭給收拾得差不多了，當局終於落得耳根清靜。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個習慣性思維：以為人家不說了，問題就沒有了；所以他們不怕腐敗弊政能亡國，而只怕人們發牢騷。

高壓之下，太學生們的表現是兩種情況：一種是花天酒地，無心向學，一天到晚去幹謁權貴，為自己畢業後謀個好出路；另一種就是埋頭苦讀，從讀書中尋求解脫。學院當局也抓緊了課程，想以沉重的學業來壓制思想自由。

太學的課程，後來發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頭爛額。當局還出一些拍皇帝馬屁的題目，比如《喜見黃河清》、《天下太平賦》、《鶴瑞呈祥詩》等，讓學生們寫詩做賦。實質上，考試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學校裏沒命地舉行考試，就是為了磨掉學生們的銳氣——幾年考下來，你就是烈馬也能給馴服了。

這種吹牛文章，李綱不願意做，即便是寫些言不由衷的話，他也感到是種恥辱。於是常常一下筆就離題萬裏，寫成諷刺文章了。太學官員對李綱的這種不馴服也是大為頭疼，多次討論如何處置這個刺頭：從出身看，這是一個典型的高官子弟，但從言行看，又分明是個異端分子，不向學校當局靠攏，專和鬧事者同氣相求，專看異端的書，專寫異端文章，顯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議，找個借口將李綱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顯的把柄。討論來討論去，也只有聽之任之。

李綱這位“憤怒青年”為自己的叛逆行為付出了代價，足足在太學消磨了七年大好時光。到最後，太學當局實在是煩了，恰好李綱這時也中了進士，他們才松了口氣，趕緊送走這尊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