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第2/9頁）

當然在民族危機中，人們把他們擁護的皇帝看成民族的象征、民族的化身。擁護趙氏，就是擁護自己的民族。圍城中，人民一再表現出對淵聖的忠誠，不惜為之斷頭瀝血，甚至出現了宗教般的狂熱。太上皇北行途中，李和兒千方百計要獻上炒栗十裹，李和兒是河北人，他的家鄉被宋朝丟棄了一百多年，李和兒卻沒有忘記太上皇是他的皇帝，這因為他們是從一根藤上長出來的枝蔓，有久長的歷史淵源，遠遠不止那被遺棄的一百多年。反之，他們對張邦昌、王時雍等受到女真卵翼的民族敗類是深惡痛絕的，這些敗類不惜手執斧斤把自己從根子上斫去，人民永遠不原諒他們這種自絕於人的行為。在這條界線上，涇渭分明，人心的向背，十分明顯。

金軍撤退不久，張邦昌君臣就感到末日將臨。他們不得不把哲宗廢後孟氏擡出來，尊為宋元祐太後，垂簾聽政。張邦昌恭恭敬敬地捧手歸政，自己退居太宰之位。這個孟後在丈夫哲宗皇帝生前死後，被廢立多次，幸虧最後一次被徽宗廢去皇後之號，退處道觀，才得幸免清宮北遷之役。

孟太後聽政，自己不需操心，一切都有人捧場，連張邦昌的親信臣僚，過去幫張邦昌拆宋朝之台，現在又以同樣的熱心幫孟太後來拆偽楚之台，實現宋朝的復辟。他們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代太後草擬一道播告天下的詔旨，推舉康王趙構嗣大位。這道手詔用典工切、措辭得體，是著名的歷史文獻。

孟太後是趙氏宗族中唯一殘存的長輩，趙構是趙氏宗族中唯一殘存的近支皇子，她指定趙構嗣位，理所當然。這道手詔使趙構繼統多了一重法律根據，自然受到他的歡迎。

五月初一，趙構正式即位，定都南京，他打破了改元必須易年的慣例，迫不及待地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他就是南宋高宗。張邦昌先已派人迎請，後來自己跑到南京去勸進，還帶來金人發還的“皇帝禦寶”玉璽一顆，作為進見禮。趙構即位後，封張邦昌為同安郡王，準五日一次至都堂參議大事，禮貌優渥。王時雍、徐秉哲等聞風而至，除事先已上表勸進外，還紛紛言事，革舊布新，為立功之地。他們做不成張邦昌的佐命功臣，仍想做宋高宗的佐命功臣。佐哪一朝的皇帝，為誰家立功，拆誰家之台，他們都可不問，只要是佐命功臣就好，真可謂是“為佐命而佐命，為功臣而功臣”了。

趙構最信任的大臣是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趙構為人深沉，心中想的未必肯與臣僚明說，除非他們自己能夠體會到，而又不便說出來，只好在行事之間迎合他的意志，這樣雙方默契了，才能得到他的信任。汪、黃二人都是巧宦，他們從趙構不喜歡聽恢復失地、迎還二聖的話一點上，就明確無誤地窺知了他的內心。

當然不僅是迎合，汪、黃之徒本身就是強烈反對恢復的。要恢復就難免打仗，不幸而戰敗則君臣同歸於盡。反之，高唱和議，與金方眉來眼去，一旦金人準予所請，並承認他們的政權是合法的，則富貴可以長保。他們的邏輯再簡單也沒有了。

要議和就得找出門路來與金方聯系，這卻不很容易。因為在法律上，金方只承認它扶持起來的偽楚朝，而不能承認取偽楚而代之的南宋小朝廷。它只是一個尚未扶正、六親不認的小老婆。汪、黃的任務比他們的前輩李邦彥、耿南仲等要艱巨得多。幸好他們手裏還保留著一條線索。汪伯彥有一個現為軍器監丞的寶貝兒子汪似，為金人所執，曾被派到相州去說降汪伯彥的後任知相州趙不試。不試拒降，汪似也被金人扣留不放回來。以後汪伯彥不斷派人去打通金方的外交人員撒盧母、王汭的關系，談判贖回兒子的條件，事尚未諧，金軍已撤。但關系人尚在，以後仍可利用他們搭起和議的橋。汪伯彥就憑著這一條微妙的線索，在新朝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黃潛善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他要充分利用張邦昌、王時雍等偽帝偽官與金人搭上關系。早在三月間，黃潛善派到東京去打聽消息的密探李宗混入京師後，就和王時雍見過面，王時雍有一封密信托他轉交黃潛善，內容說的什麽已不得而知，但李宗這個人回去後就失蹤了，極可能是黃潛善怕他泄露他們間的秘密聯系，殺他以滅口。後來張、王等不是以叛逆的身份，而是以功臣的身份來到南京，黃潛善多方保護，居然也給予功臣的待遇，引起朝野間強烈的反應，紛紛責問黃潛善與僭偽君臣存在著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黃潛善有恃無恐。不久，趙構下召：“朕得伯彥為左相，潛善為右相，何憂國事不濟？”充分肯定汪、黃的施政，用以堵塞反對者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