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與“四科”（第4/17頁）

秦王朝是典型的法家指導下的“霸道”政治，以文吏為行政骨幹，所謂“秦尊法吏”、“獄吏得貴幸”，選官“唯辟田與勝敵而已”，文官多因文法而得選，因勞績而升遷，其中的學士不過是陪襯而已。那麽，具有鮮明“進賢”、“貢士”色彩的賢良、孝廉察舉制度，就不大可能興起於此時。因為王朝所尊貴的，是“優事理亂”的文吏，而不是“軌德立化”的儒生。漢代統治者則已從“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而天下土崩”的前車之鑒中，認識到單純的文吏政治不可盡賴，遂轉崇經術，學人特別是儒生源源不斷地進入漢廷。這一轉變，便是促成薦舉選官之法發生質變的決定因素。

賢良、孝廉之所以殊異於此前的官吏舉薦之法的，一是設科名目上的“進賢”意圖，二是舉薦形式上的“貢士”色彩。這兩方面，充分地適應於上述儒家的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義的君子賢人任官以“軌德立化”的思想，體現了一種在選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則。

《周禮·天官·大宰》敘“八統”，除“達吏”、“保庸”之外，還有“進賢”與“使能”——“三曰進賢，四曰使能”，鄭玄注：“賢，有德行者；能，多才藝者。”關於“使能”，下一章將有專論；而以“賢”即以“善行”取士，正是戰國、秦、漢儒家的一貫理想，也是漢代察舉的重大特征之一。儒家認為“孝為百行之首”。《周禮·地官·鄉大夫》疏引鄭眾語曰：“孝悌廉潔，人之德行，故以孝廉況賢者。”《太平禦覽》卷五四五引《荀氏家傳》：“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賢良、方正、文學三科性質相同，然欲舉學士對策卻冠之以“賢良”、“方正”之名，強調德行之意亦昭然可見。又《鹽鐵論·褒賢》：“文學飭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然若不可涅。”是漢時之“文學”，也是特別地以德行自勵而見之於世的。賢良與文學，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標準而言所取為德行操守，就身份而言所取為君子學士，而學士之所務為“軌德立化”，二者均與“德”相關。

賢良方正之設科目的，如漢文帝所稱是“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這就明確表達了招納知識分子參預政治決策之目的。董仲舒請使郡國貢舉“吏民之賢者”，孝廉之舉由之而定。這種鄉邑貢上君子賢人而天子以禮收納的形式，自先秦就已是士人的一貫理想。《初學記》卷二十引《白虎通》佚文：“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漢人正是把孝廉之舉，視為這種禮聘名士賢者的“進賢”、“貢士”之制的。《三國志·吳書·孫堅傳》注引《續漢書》記朱儁“察孝廉，舉進士”，“進士”出《禮記·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山陽太守祝睦碑》：“以孝貢察，賓於王庭”，“賓”義出《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玄注：“興猶舉也”，是王朝對被舉者應視之如“賓”。

這種賢良、文學、孝廉，一向為法家所非。商鞅列“孝悌”於“六虱”，韓非貶“文學”於“五蠹”。《韓非子·五蠹》：“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私學議政“誹謗法令”，最為法家所忌，商鞅變法有“燔詩書”之舉，秦亦有“焚書坑儒”之事。法家認為君臣間只是利益交換關系，所謂“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其間並無禮義可言。對於這種文吏政治，單純的“達吏”之法就足夠了。《周禮·天官·大宰》孫詒讓正義：“此達吏與進賢、使能異。賢、能者皆有才德，殊異於眾，故因而進之使之。達吏則不必有才德，但以任事年久，積累勤勞，錄而通之，蓋以校計年勞，振拔困滯，卑官平進，與後世計資格相似。”我們可以把“達吏”理解為由吏道錄用晉升文官的制度；而賢良對策、孝廉察舉卻是作為面向知識群體的“進賢”、“貢士”之法而被建立起來的。這種天子“虛己求賢”、賓興禮聘以及使之“對策陳政”的“以德取人”之法，既體現了對“軌德立化”的認同，又體現了對“士君子”之人格、德行、道藝和政見的尊重。因此，盡管在先秦就已不乏這類“貢士”的設想，它卻仍然不大可能產生或實施於有“焚書坑儒”記錄的、以吏道軍功遷補各級官吏的秦朝；或說即使秦朝存在著地方官員向中央舉薦官員候選人的制度，那也不大可能采取漢代察舉的那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