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衛軍的謝幕，1980～1987（第4/24頁）

安德羅波夫希望刺激一下死氣沉沉的蘇聯官場與社會。然而，勃列日涅夫反對徹底地改弦更張。這位總書記顛來倒去地念著緩和的禱文，希望有朝一日美國也會投桃報李。政治局有許多人希望裏根回到“現實”中來，與蘇聯合作。勃列日涅夫希望用一些象征性的姿態安撫一下西方的公眾輿論，便在1982年6月發表講話，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很快，烏斯季諾夫也公開宣布，蘇聯“並不指望在核戰爭中取得勝利”。這實際上等於是放棄了20世紀60年代進攻性的軍事原則。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睡夢中去世了。蘇共政治局幾乎立即就宣布，由68歲的尤裏·安德羅波夫擔任新的蘇聯領導人。這是克裏姆林宮的領導層首次避免發生此前那種接連使之受到嚴重破壞的陰謀和權力鬥爭。冷戰的緊張局勢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還有一點，即，這位克格勃領導人得到了烏斯季諾夫和葛羅米柯的全力支持。只是對安德羅波夫來說可悲的是，他此時已是腎病晚期。

安德羅波夫對裏根始終懷有疑心。當裏根給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親筆信，建議討論核裁軍問題時，安德羅波夫和克裏姆林宮統治集團“三駕馬車”中的其他人都認為這是一種騙人的姿態而未予理睬。在此期間，美蘇關系又一次陷入低谷。1983年3月8日，美國總統放棄了先前歷屆政府慣用的辭令——至少在公開場合不會去挑戰蘇聯政權的合法性——說蘇聯是“邪惡帝國”。1983年3月23日，裏根又扔出了一顆炸彈，宣布實施“戰略防禦計劃”（SDI），目的是讓所有核武器都“不起作用而作廢”。對蘇聯軍方和克裏姆林宮的各位領導人來說，這聽上去就是要讓蘇聯的所有彈道導彈失效並無法招架住美國的第一波打擊。與裏根的“邪惡帝國”演講以及“戰略防禦計劃”相比，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在世界各地的行動更是加重了安德羅波夫的不安全感。1983年4～5月份，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在一次大規模演習中，對蘇聯的海上監視與預警系統的薄弱環節進行了刺探。美國人還模擬攻擊了載有核導彈的蘇聯戰略潛艇。克裏姆林宮針鋒相對，在世界各地舉行了一系列緊張的軍事演習，包括就各種戰略核力量的動員與合作而進行的首次全面演習。在這樣的背景下，1983年，RYAN行動也是勢頭不減；所有在國外的克格勃特工人員都接受了“長期的行動任務，刺探北約對蘇實施核彈攻擊的準備情況”。

裏根政府的一些資深成員事後把該計劃視為蘇聯行為隨後發生變化的根源。中情局的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認為，“‘戰略防禦計劃’對蘇聯政軍領導層的確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把“開支巨大的新軍備競賽”的前景擺在了他們面前，而且在展開競賽的領域，“蘇聯幾乎無望進行有效的競爭”。蓋茨相信，“戰略防禦計劃”甚至讓蘇聯領導層中的某些保守分子也確信，“蘇聯必須進行重大的內部變革”。實際上，蘇聯反擊的雄心要大得多。政界和軍界並沒有覺得要大難臨頭。由物理學家葉夫根尼·韋利霍夫（Evgeny Velikhov）領導的，由科學家和專家組成的軍控談判小組得出的結論是，裏根的“戰略防禦計劃”很可能並不需要立即采取反制措施。但是這一結論並沒有結束爭論。蘇聯軍方意識到，從長遠來看，“戰略防禦計劃”可以推動新軍事技術的發展。烏斯季諾夫對“戰略防禦計劃”非常感興趣。他與蘇聯科學院院長阿納托利·亞歷山德羅夫（Anatoly Alexandrov）一起，啟動了一項長期計劃，回應裏根的挑戰。在軍工綜合體內部也有一些人，包括格爾什·布德克爾（Gersh Budker）院士和導彈設計師弗拉基米爾·切洛梅（Vladimir Chelomei），拿出了幾種蘇聯版“戰略防禦計劃”的方案。

裏根政府在向國會兜售“戰略防禦計劃”時的理由是，該計劃在兩年內就會迫使蘇聯人按照美國人的條件開始核裁軍談判。不過，事態的發展在一開始卻完全相反。安德羅波夫上任沒幾天就發起了反腐敗運動，目的是整肅紀律和保持愛國主義的警惕。而且他還對蘇聯國內那些“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外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並散布各種各樣小道消息和謠言的人”，提出了“最後警告”——這可不是個好兆頭。就像過去常有的那樣，這項展示強硬與警惕的政策在精英與民眾中激起了廣泛的積極回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後來說他不贊成安德羅波夫的強硬路線，但在1983年的時候，他對此可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軍方、克格勃官員以及許多外交人員都支持安德羅波夫的運動。若幹年之後還有相當多的俄羅斯人，甚至很可能是大多數俄羅斯人，在回想起安德羅波夫時依然帶有敬意和懷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