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國內戰線：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4/19頁）

就像一個世紀前沙俄時代的先輩一樣，思想變得激進起來的學生們也轉向了文學，希望它能夠指點迷津。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剛剛發表在《新世界》上的小說《不是單靠面包》，作者弗拉基米爾·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小說描寫了一位誠實的革新者與讓他感到痛苦並阻撓其創新活動的官僚之間的沖突。作家與學生之間的見面會為激進運動火上加油。《新世界》的編輯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公開說，要廢除1946年蘇共有關黨對文藝作品審查制度的決議。廣受尊敬的作家康斯坦丁·保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說，在科學與文化等領域出現了一個新的保守階層，它充斥著遲鈍而一心追名逐利的人。他表示，自己相信蘇聯人民“會除掉這群人”。這些話讓學生們大受鼓舞，並把它們以手抄本的形式傳遍了俄羅斯。也有人把杜金采夫的書當作對整個共產黨統治精英的判決書。一封致烏克蘭作協的匿名信寫道：“杜金采夫非常非常的正確。作為可怕的過去的產物，現在當權的全都是一夥。”寫信的人自稱是“龐大的蘇聯普通知識分子階層的代表”。“我們睜開了自己的眼睛，”這封信在最後說，“我們學會了辨別真理與謊言。現在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了。你們這種人幫著用謊言豎起的大廈正在分崩離析，而且一定會垮塌。”

摒棄斯大林主義的“彌天大謊”並不自動地意味著摒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革命的遺產。對個人自由的極度渴望和對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有效性的真誠信仰，還在許多人的內心進行著激烈的搏鬥。其他一些資料來源也證明，1956年只是擺脫共產主義烏托邦觀念的偉大的“思想解放”的開始。有許多人都把去斯大林化視為一種手段，是為了恢復在革命後最初的歲月中以及在“真正的列寧主義”中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莫斯科作協的一次為期三天的會議結束時，與會者在討論了秘密報告之後，自發唱起了《國際歌》。未來的異見分子賴莎·奧爾洛娃（Raisa Orlova）完全陶醉了——“真正的、純粹的、你可以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它的那種革命理想終於又回來了。”當時是莫斯科知識分子秘密團體成員的馬拉特·切什科夫（Marat Cheshkov）回憶說：“對於我以及大多數關心政治的年輕人來說，馬列主義仍然是不可動搖的根本。”他還坦承，“一個社會，要是一沒有社會主義秩序，二沒有政治上中央集權的組織，也就是黨，那是無法想象的”。

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激進運動，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是以大學和受過教育的圈子為中心的。在外省，知識分子無足輕重而且很分散，所以那裏依舊風平浪靜，循規蹈矩。在從外省的羅斯托夫大學來到國立莫斯科大學之後，日後會成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開明”顧問的亞歷山大·鮑文（Alexander Bovin）驚訝地發現，對於自己班上的同學來說，自己簡直是太溫和了。“我當時還不太適應如此激烈的反斯大林主義的民主氛圍。”鮑文不同意“毫不掩飾地”批評黨和整個蘇維埃體制；他還為蘇聯在波蘭和匈牙利的政策辯護。其他學生打斷了他的話並對他喝倒彩。巧合的是，這些小小的爭論正是發生在另一個學生、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妻子賴莎·馬克西莫夫娜（Raisa Maximovna）一年前剛剛從那裏畢業的哲學系。鮑文後來成了“開明”官員，倡導自上而下的謹慎的自由化。

在黨政官員、軍方以及秘密警察當中，大部分人都是迫於無奈而支持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的。他們在私下裏對這種激進的做法及其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深感不滿。從1965年3月開始負責軍工綜合體並擔任中央委員會書記的德米特裏·烏斯季諾夫，在赫魯曉夫下台二十年後仍然余怒未消：“沒有哪個敵人像赫魯曉夫那樣，用他對待我們黨和國家的過去以及對待斯大林的做法給我們造成那麽大的傷害。”軍方、外交界和經濟管理者當中有許多人都感到自己的生活與成就，尤其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的，都因為對斯大林的批判而受到連累。也有人覺得，赫魯曉夫和那些政治寡頭們只是想拿斯大林做替罪羊。彼得·格裏戈連科（Petr Grigorenko）將軍很反感赫魯曉夫說的“在這位偉人的墓上跳康康舞”。

起初，不知所措的國家官僚機構和克格勃還允許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去斯大林化。負責審查、宣傳和媒體的官員感到無所適從。一方面，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新的激進運動令他們驚恐不安。另一方面，對斯大林的譴責才過去幾個月，在沒有得到上面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他們幾乎沒人想要采用鎮壓手段。1956年11月，蘇聯入侵匈牙利讓保守的多數派又恢復了自信。入侵也給激進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尤其是學生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他們意識到——就像他們中有人回憶的——“在這個國家，我們是完全孤立的。群眾滿腦子都是絕對沙文主義思想。99%的人完全跟當局一樣，懷有帝國的野心”。許多知識分子，甚至是那些主張去斯大林化的知識分子，都匆匆聚集在蘇聯的旗幟下。他們急於證明自己從來沒有懷疑過蘇聯的冷戰事業。有近70位蘇聯作家在給西方同行的“公開信”上簽名，為軍事行動的合理性辯護。這其中就包括文化“解凍”的領袖人物：愛倫堡、特瓦爾多夫斯基和保斯托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