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二）（第3/3頁）

紐約卡內基基金會為我在俄羅斯、格魯吉亞和美國的研究提供了經費。在我不同階段的工作中，喬基恩·勞弗（Jochen Laufer）、邁克爾·萊姆基（Michael Lemke）、邁克爾·蘇曼（Michael Thumann）、蓋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奧拉夫·尼喬爾斯塔德（Olav Njolstad）、薩巴·貝克斯（Csaba Bekes）、阿爾弗雷德·裏伯（Alfred Rieber）、伊斯特萬·裏夫（Istvan Rev）、利奧波德·納蒂（Leopoldo Nuti）、維克托·紮斯拉夫斯基、愛麗娜·阿佳蘿西（Elena AgaRossi）和西爾維奧·龐斯（Silvio Pons）為我提供了在德國、挪威、匈牙利和意大利從事研究的機會和經費。最近，布達佩斯高等研究院（Collegium Budapest）和盧卡制度、市場與技術高等研究院（La Scuola di Alti Studi IMT di Lucca）以及羅馬的路易斯大學（Luiss Guido Carli University），為我最後的編輯工作提供了極好的環境與支持。

我要向讀過全部或部分原稿的人們表示最誠摯的謝意。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和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讀過幾稿，每次都敦促我把它寫得更加清晰、簡潔。拉爾夫·楊、鮑勃·溫特穆特（Bob Wintermute）和尤塔·克雷斯－雷納（Uta Kresse-Raina）作為最初的讀者，都提供過寶貴的意見。傑弗裏·布魯克斯、威廉·沃爾弗斯、大衛·法伯、理查德·伊莫曼、佩特拉·戈德、維克托·紮斯拉夫斯基、霍華德·斯波德克和大衛·齊爾勒（David Zierler）對不同的部分和章節作了評論。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的恰克·格倫奇（Chuck Grench）和帕芙拉·沃爾德（Paula Wald）在各方面都給予了耐心的幫助。

從事寫作與研究需要獨處，也需要親人的不懈支持。我的妻子愛麗娜、我的孩子安德烈和米莎以及我的父母，柳德米拉和馬丁·祖博克，成了我最重要的後援團隊。我的父母依然是我寫作本書的最主要的動力源泉。我寫作蘇聯的冷戰花了很長時間，而他們卻不得不從頭至尾都生活於其中，我要把這本書獻給他們。

1. Communism“with a human face”，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提出的改革口號。——譯者注​​​​​

2. 至於不同的角度，參見Taubman，Khrushchev；Suri，Power and Protest；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 and 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3. 過去十年，冷戰國際史項目（主管為克裏斯琴·奧斯特曼）與國家安全档案館（主管為托馬斯·布蘭頓，研究主管為馬爾科姆·伯恩）合作開展了這一類的國際項目。關於共產黨盟友和第三世界扈從國的影響，參見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Westad，Global Cold War。​​​​​

4.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