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二）（第2/3頁）

對於這樣一段多事的歷史時期的研究，顯然無法指望在一本書中就可以一蹴而就。為了彌補我的疏漏，我推薦了許多優秀的著作和文章供讀者參考；它們從真正的國際視野出發，深入探討了冷戰的歷史。我希望本書能夠以其論及的範圍和對於重大主題的專注，補償它對於某些事件的省略和浮光掠影的表述。不過，我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對蘇聯的經濟與財政史進行系統的檢討。書中的最後幾章清楚地表明：在20世紀70、8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以及在此之後，經濟疲軟再加上政治精英在該問題上的無能，導致蘇聯全球影響力的下降，這也是蘇聯最終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如果對蘇聯的軍事思維和軍工綜合體有更深入的研究，肯定可以使我能夠把許多有關蘇聯國際行為的基於直覺的看法和嘗試性的假設變為堅實的結論。所以說，最好的書還是有待於去寫的那本書。

如果沒有眾多朋友和同事的大力鼓勵、不懈支持和至關重要的啟發，就不可能有現在的這本書。幸運的是，多年來我一直是國際冷戰研究的學者網絡中的一分子。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冷戰國際史項目”（CWIHP）是該網絡的核心。我的CWIHP“老兵”的T恤讓人想起了許多會議；在那些會議上，我展示了我的研究，並用來自國際學術網絡的深刻見解和反饋來豐富我的研究。CWIHP的領導者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G. Hershberg）、大衛·沃爾夫（David Wolff）、克裏斯琴·奧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給我提供了批評與建議，以及編輯方面的幫助，並使我可以及時查閱新公開的档案資料。梅爾文·萊弗勒（Melvyn Leffler）、傑弗裏·布魯克斯（Jeffrey Brooks）、威廉·沃爾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詹姆斯·布萊特（James Blight）、菲利普·布倫納（Philip Brenner）、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羅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利奧·格盧喬斯基（Leo Gluchowsky）、馬克·克雷默（Mark Kramer）、雅克·萊韋克（Jacques Levesque）、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諾曼·奈馬克（Norman Naimark）、維克托·紮斯拉夫斯基（Victor Zaslavsky）以及埃裏克·希裏亞耶夫（Eric Shiraev）和我分享了看法、文獻和批判性的評論，對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謝。梅爾·萊弗勒（Mel Leffler）給我看了他在美國對外政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與我生日相同的陳兼（Chen Jian）是位傑出的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他讓我明白了“老大哥”（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中的許多微妙之處。

我是在國家安全档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工作時開始本書的研究的。該档案館是個極為出色的非政府智庫和圖書館，現設立於喬治·華盛頓大學。托馬斯·布蘭頓（Thomas S. Blanton）、馬爾科姆·伯恩（Malcolm Byrne）、威廉·伯爾（William Burr）、威爾·菲洛加洛（Will Ferrogiaro）、彼得·科恩布盧（Peter Kornbluh）、休·貝克特爾（Sue Bechtel）以及斯韋特蘭娜·薩夫蘭斯卡婭（Svetlana Savranskaya）幫助我把研究與從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档案中發現有關冷戰的新證據這項偉大的冒險活動結合起來。從2001年起，天普大學歷史系就為我提供了一個新的學術之家和教師可以在那裏與學生，也就是他們最理所當然的“顧客”見面的地方。理查德·伊莫曼（Richard Immerman）使我確信，美蘇之間在決策和行動方面，尤其是在與第三世界有關的決策和行動方面，存在某些相似的地方，這一點並非是我憑空想象的。我的其他同事，特別是詹姆斯·希爾蒂（James Hilty）、霍華德·斯波德克（Howard Spodek）、傑伊·洛克諾爾（Jay B. Lockenour）、大衛·法伯（David Farber）、佩特拉·戈德（Petra Goedde）和威爾·希契科克（Will Hitchcock）給了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鼓勵。拉爾夫·楊（Ralph Young）談到的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人有關蘇聯威脅的感受，拓寬了我的眼界。

如果沒有許許多多俄羅斯學者和档案管理人員的支持與建議，也就不可能有現在的這本書。他們中有弗拉基米爾·佩恰特諾夫（Vladimir Pechatnov）、謝爾蓋·米羅年科（Sergei Mironenko）、奧列格·瑙莫夫（Oleg Naumov）、亞歷山大·丘巴良（Alexander Chubaryan）、娜塔麗婭·葉戈羅娃（Natalia Yegorova）、娜塔麗婭·托米莉娜（Natalia G. Tomilina）、塔蒂安娜·戈裏亞耶娃（Tatiana Goryaeva）、卓婭·沃多皮亞諾娃（Zoia Vodopianova）、奧列格·斯克沃爾佐夫（Oleg Skvortsov）、尤裏·斯米爾諾夫（Yuri Smirnov）、列昂尼德·吉比安斯基（Leonid Gibiansky）、愛麗娜·祖布科娃（Elena Zubkova）和魯道夫·皮霍亞（Rudolf Pikhoia）。《史料》（Istochnik）雜志的編輯謝爾蓋·庫德裏亞紹夫（Sergei Kudryashov），一直在關注我的研究。格魯吉亞時任總統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抽出時間來接受采訪並允許我查閱格魯吉亞的總統档案。對於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俄羅斯社會政治史國家档案館、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档案館、俄羅斯當代史國家档案館、莫斯科公共運動中央档案館、格魯吉亞總統档案館和美國國家档案館的工作人員對我的沒完沒了的要求所表現出來的耐心，我深表謝意。俄羅斯老一輩的冷戰研究者給我的教導之一，就是要把文獻置於個人和歷史的背景中加以評估。我要特別感謝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Anatoly Chernyaev）、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Georgy Shakhnazarov）、卡連·布魯堅茨（Karen Brutents）、格奧爾吉·阿爾巴托夫（Georgy Arbatov）、格奧爾吉·科爾尼延科（Georgy Kornienko）、尼古拉·傑季諾夫（Nikolai Detinov）、維克托·斯塔羅杜博夫（Victor Starodubov）、維克托·蘇霍德列夫（Victor Sukhodrev）、羅斯季斯拉夫·謝爾蓋耶夫（Rostislav Sergeev）、葉戈爾·利加喬夫（Yegor Ligachev）、謝爾戈·米高揚（Sergo Mikoyan）、大衛·斯圖魯阿（David Sturua）、奧列格·特羅揚諾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N. Yakovlev）。奧列格·斯克沃爾佐夫提供了他對戈爾巴喬夫政府的一些資深官員的采訪副本，這些采訪是在有關冷戰終結的口述史項目框架下進行的，並得到了國家安全档案館和俄羅斯科學院通史研究所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