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會議

山峰即山之巔峰,喻指登峰造極的成就。1953年,兩位勇士終於征服了珠穆朗瑪峰,溫斯頓·丘吉爾隨即在英國議會談及在“萬國之巔”實現和平的願望,“巔峰”一詞才進入外交領域。直到兩年後,該詞被用來形容蘇聯和西方國家領導人在日內瓦的會晤時,它才流行起來。國際政治迫切需要找到一個新詞語,用以形容最高等級的外交會議。“峰會”一詞恰如其分。

實際上,自20世紀30年代起,這種會議儼然已成了國際關系的重要一環。盡管執政者進行會晤、討論雙邊關系的事古已有之,可是在航空旅行的時代到來之前,這種會議實屬罕見。飛機不僅使戰爭發生了革命,對制止戰爭的外交亦是如此。因此外交活動借助飛機而一飛沖天。

1938年夏,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飛往德國,試圖說服阿道夫·希特勒放棄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現代高峰會議由此誕生。二戰期間,溫斯頓·丘吉爾、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瑟夫·斯大林又強化了巨頭外交。彼時,尚未找到對此恰當的說法。

高峰會議在冷戰期間發展至頂峰,赫魯曉夫會見約翰·肯尼迪,隨後,勃列日涅夫會見了理查德·尼克松,這些舉動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可是,直至冷戰行將結束之際,蘇聯才采用了這一西方說法。

1991年夏,正值莫斯科和全世界都處於劇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轉變之際,蘇聯媒體揚棄了它們青睞有加的詞語——“最高水平會議”,取而代之的是英語“峰會”一詞。這一勝利“得不償失”,在接下來的10年間,“峰會”一詞實際上從國際關系中銷聲匿跡。[1]

1991年7月30日至31日,美國第41任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根據安排與第一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舉行了“最高水平會晤”,盡管蘇聯人已經不用這套外交辭令了。此次峰會籌備期頗長,可是最終見面時間卻是在會晤前幾周才決定的。直到最後時刻,蘇美專家們發現對於兩國總統將在莫斯科簽署的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協議,具體到每個細節是如此艱難。布什希望盡快簽署,因為無人知曉戈爾巴喬夫將留在克裏姆林宮多久,更無法預知達成協議的機會是否會稍縱即逝。

白宮將老布什與戈爾巴喬夫的會晤披露給媒體,並且稱其為後冷戰時期的第一次峰會。喬治·布什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將簽署的協議,旨在使兩個超級大國建立互信與合作關系。協議從諸如核武器等敏感議題入手。歷經9年談判,《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才最終擺上了簽字桌。該協議要求削減核武器總量的30%,以及蘇聯洲際導彈的50%,這些導彈主要是對準美國的。長達47頁的條約之外,還包括數百頁的附加協議,兩位總統不僅贊成控制軍備競賽,更要著手削減軍備。[2]

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間的對抗,始於二戰結束後不久,對抗幾乎將整個地球拖入核戰爭邊緣,如今,總算要結束了。隨著1989年11月柏林墻的倒塌,德國開始了統一進程,此時,戈爾巴喬夫提出了辛納屈主義(又譯為西納特拉主義,是蘇聯戈爾巴喬夫政府用來戲稱其允許周邊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自己決定自己的內政的政策名稱。這個名稱來自於法蘭克·辛納屈的歌My Way——蘇聯允許這些國家走自己的路。),允許莫斯科的東歐盟國“走自己的路”,它們最終離開了克裏姆林宮的懷抱,冷戰沖突的核心隨之瓦解。蘇聯軍隊開始撤離東德和該地區其他國家。

然而,政治風雲變幻,核武器庫卻未動分毫。俄國著名劇作家安東·契科夫曾言,若是戲劇第一幕的舞台上放了把槍,下一幕它將開火。兩個超級大國已在全球舞台上布滿了核武器,遲早會有某位演員在第二幕擦槍走火。

核武器是冷戰時期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方面,它可能引發的後果危險至極;另一方面,最先擁有核武器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還從未發生過直接與公開的對抗,核毀滅的風險不堪設想。

分裂的德國是冷戰時期地緣政治角逐的中心,盡管蘇聯的常規部隊在中、東歐地區有壓倒性優勢,這些地區曾被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占領,隨後倒向了社會主義,然而,美國在1945年夏就掌握了核武器,所以,面對這一切,美國人泰然自若。美國人覺得很安全,蘇聯人的感覺必定相反。於是,他們加緊了核武器研制工作,成功地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世界上的兩個核強國,正走在沖突對抗的道路上。他們都希望研發出新一代的核武器,以此超越對方。20世紀50年代,美蘇都發明了威力比原子彈更猛、更難控制的氫彈。當蘇聯人在1957年秋天成功地將“伴侶號”人造衛星送至太空軌道時,說明他們的導彈已經可以直接打擊美國本土了,世界自此進入了新的、更加危險的時代——超級大國美蘇對抗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