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與“更慘”敬答謝蔚明先生（第3/4頁）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勛之一是推進了清末新政開始的言論和集會結社自由的進程。新文化運動既是這一自由制度的成果，又是這一制度在20世紀中國的巔峰。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歷史罪惡之一是基本上摧毀了言論和集會結社自由的制度。北京政府時代侵犯自由的事也時有發生，但言論結社自由的基本制度畢竟還在。國民黨則以“國民革命”的名義，從在廣州開始，就公開踐踏新聞和言論自由；實行“黨化教育”，控制和毒化人們的思想；接著變本加厲，全面取消學術和言論自由。至1934年它竟然規定：凡文藝及社會科學圖書雜志，出版前必須“將稿本呈送（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申請審查”！53 與此同時，制造了不少以言治罪的文字獄。在這一領域，它倒退至接近大清帝國最黑暗的年代了。

先生高壽，一定對國民黨的全面腐敗記憶猶新，這是專制統治的必然惡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保障自由、民主的法治、憲政，現代社會自我更新的機制就被摧毀，政黨和社會的黑暗面無由自我糾正，從而敷設了走向極端腐敗甚至自我毀滅的道路。說聲“更慘”有什麽錯？

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得主亞瑪蒂亞·森說得好：“確定無疑的是，在正常運作的多黨民主制中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饑荒。”54 先生是老報人，應該知道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大旱引發的一樁鎮壓報刊的事件。1943年2月2日《大公報》刊登該報記者所寫的《豫災實錄》，第二天又發表該報總編輯王蕓生的述評：《看重慶，念中原》，揭露在縣衙門威逼下，農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要納糧的悲慘現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竟立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據老蔣的秘書陳布雷透露，原因是蔣介石看報後勃然大怒，“（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謊報災情……‘赤地千裏’‘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緩免。”結果是300萬人活活餓死，占該省人口十分之一！55 這就是“一個領袖”獨裁專制的後果。說“更慘”不是挺符合實際嗎？

人們無不對國民黨的各級官員，特別是高官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官僚資本主義義憤填膺。在經濟制度上，國民政府也在向洋務運動的覆轍倒退。而這恰恰是專制統治的產物。

先生同許多中國人一樣，贊揚八年抗戰的勝利。這當然是值得慶幸的好事。可是，如果進一步追問，如果國民黨不是實行獨裁專制制度，中國有起碼的自由民主，國民黨各派因而不互相殘殺，國共兩黨也不殺得你死我活，一個民主、統一的中國屹立在東方，日本侵略者敢輕易嘗試和步步進逼嗎？嚴酷的現實卻是中國共產黨和以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力量都指著鼻子罵國民黨獨裁專制、剝奪人民的自由和極端腐敗，後者是因此喪盡人心，丟掉在大陸的統治。而這一道路選擇錯誤給中國人增加了多少痛苦——例如，十年內戰死了多少人？20世紀40年代的相砍相殺又殺了多少人？相應的財產損失又是多少？恐怕至今沒有什麽人說得清楚。

還應指出，在對外關系上，國民政府當然有建樹。關稅自主、收回治外法權等等都是這時實現的。但有中國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在北京政府奠立的基礎上完成的。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期間通過會外談判簽訂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大體上解決了收回引發五四愛國運動的山東權益問題。1925年10月開始至1926年北京政府和13國的代表開關稅特別會議，已經通過了以裁撤厘金這個禍國殃民的制度為條件的關稅自主方案，從1929年1月1日起生效。僅因政治風波叠起沒有最後簽字，國民政府基本上是坐享其成。收回治外法權的談判，也是在北京政府時代開始的。

總之，對任何國家說來，制度都是生死攸關的根本問題。筆者斷言近代中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國民黨獨裁專制制度帶來的後果“更慘”，史實確鑿，恐怕是難以推翻的結論。

有損盛名的文風

後學深信蘇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是沒有智慧的，不論大小都沒有。”行文用字，總有臨深履薄之感。先生的提醒，更使後學警惕。但先生最後寫下這麽一句話：“袁偉時所謂‘第三次更慘’純屬曲解歷史，有虧史德，而且應負誤導青年讀者的責任。”這裏給後學加了三條罪名：

1.“曲解歷史”。學術是在自由討論和自由探索中自行更新的。估計先生一定會同意，是否“曲解歷史”，不能由某個人說了算，完全應該讓廣大讀者和時間去作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