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學比史學更真實？

文學和史學，誰更真實？

文學所追求的極致是美，史學以求真為自己的最高目標。為了美，文學可以大膽地虛構，對於史學來說，虛構損害了真。

不過，有哲學家並不這樣看。亞裏士多德有一個說法，詩比歷史更真實，他所說的詩，就是文學。因為歷史所記述的，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文學所描述的，是可能發生的事情，可能發生的事情比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更本質、更富有哲學意義，也就更真實[1]。

世間流傳這樣一個故事。1663年，伽利略接受宗教裁判，正式宣布放棄地球圍繞太陽轉動的日心說。據說，他當時嘀咕道：“但它（地球）確實轉動。”這句話，至今找不到證據加以證明。這個故事，作為歷史事實或許是假的，但是，它真實地刻畫了伽利略在被迫放棄自己觀點時的主觀立場，具有邏輯的真實性。

在本書中，我詳細地敘述了侯生說服項羽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侯生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透徹的人情利害分析，成功地說服了項羽接受劉邦的和議，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釋放了被扣押在軍中做人質的太公和呂後，成就了一樁歷史上罕見的外交偉業。侯公說項羽這件事情，史書有記載，寥寥數語，侯公如何說項羽的詳情，史書沒有記載，是一段空白。我的敘述是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

多年以來，不管是歷史學家還是文學家，都面臨歷史空白的困惑：對歷史上肯定有過而史書沒有記載的事情，究竟是沉默不語，用嚴謹和慎重將其束之高閣，還是打破沉默，用推測和想象將其構築出來？

在寫作本書的上部《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時[2]，我力求打通文史哲，師法司馬遷，力求用優美動人的文筆，用追尋往事的感觸和踏勘古跡的體驗，復活兩千年前的那一段歷史。在追求真實的敘述中，我曾經嘗試用推測性的構築，去填補歷史記載的空白，寫成“戲水之戰的秘密”，結果是贊否兩論，毀譽參半。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再一次面臨同樣的困惑。有幸的是，在敘述到侯公說項羽的時候，我得到兩位偉大先輩的支持，一位是宋代的蘇東坡，一位是明代的王世貞。蘇東坡讀史，有感於侯生說項羽的詳情失載，曾經撰寫《代侯公說項羽辭》一文，縱橫馳騁想象，有節有度敘述，堪稱補史的名文[3]。王世貞著有《短長說》上下篇，其中有侯生說項羽的篇章，也是匠心獨運，構思巧妙[4]。我讀二位先賢，心靈相通之余，仍有意猶未盡之感，於是活用兩篇侯公說項羽辭，再次復活了侯公說項羽的詳情。

蘇東坡大氣明朗，自述撰寫《代侯公說項羽辭》的動機說：“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這句話說，侯生遊說項羽的言辭，遠遠超過陸賈了。但是，史書沒有將他如何說動項羽的詳情記載下來，於是我探討此事的事理情由，將其補充出來。清楚明確，他是有感於歷史記載的空白，於是探討當時的歷史形勢，基於相關的歷史事實作合理的推測而構築成文，宛若歷史研究的文學敘述表達。

王世貞精巧曲折，他景仰司馬遷，模仿《史記》撰寫當代史傳，他也景仰蘇東坡，學習蘇東坡為《史記》補白。不過，由於補白太多，他不便於直說，於是借助托古的方式，聲稱補白的文字出於地下。他為《短長說》作序說：“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書一帙，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雲。……錄之以佐稗官。”這句話說，在山東地區，有人在耕地的時候，從隆起的土地中得到竹簡一函，用大篆書寫，篇題為《短長》。文字無甚可取之處，所記的事情也常常與史書的記載不同。……我將這些竹書文字整理記錄下來，以供史官參考。

《短長說》這部書，肯定不是出土文獻而是王世貞的編撰。不過，這部書的內容，絕非天馬行空的胡編亂造，而是在史書記載的空白點上，運用間接的材料，基於已知史實，做合理的推測和構築。這部書從史料學的角度上看，無疑是偽書。不過，這部書從文學的角度上看，是擬古文的佳作；從史學的角度上看，相當逼近歷史的真實；從哲學上看，具有邏輯的真實性。

我曾經將歷史學的知識結構概括為“3＋N”的世界，史實是第一歷史，史料是第二歷史，史書是第三歷史，之外是N個延伸的歷史[5]。毫無疑問，在這個“3＋N”的歷史世界中，史料最接近史實，不過，它的欠缺是低視野，仍須用推想去與廣闊的史實連接。在史料的空白處，合理的推測和構築，應當是逼近歷史真實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