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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墓園門口進來的時候，有人正在這塊墓地的一角挖土坑。這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差不多後邊的一切事情都是從這個場景開始的。

教堂最西側，五六只白嘴鴉像黑色的破口袋一樣在山毛櫸樹枝上撲騰，對著彼此憤怒嘶吼。我立起風衣領子，不讓勁雨侵入，繞過碑石，徑直過去，走向墓地。

不知道那人是誰，也聽不明白他在低聲自言自語些什麽。一鍬泥揚出來，我閃過它，站在剛剛挖出來的土堆旁邊，探頭道：“這天氣可真不適合幹這個。”

他聞言擡頭，倚著鍬把。這老頭子好大一把年紀，戴一頂布帽，外套滿是泥巴，身上披一個裝糧食用的麻袋。他雙頰深陷，胡茬灰白，潮乎乎的眼睛裏一片呆滯。

我又試著說了一句：“下雨了。”

他似乎恍然，瞥一眼灰蒙蒙的天，撓撓下巴道：“要我說啊，這天還得繼續壞上一陣，然後才會好。”

“肯定是夠讓你費勁的。”我說。墓坑底部起碼積了六英寸深的水。

他一鍬戳在墓穴的另一頭上，一下子戳開一個大口子，就好像什麽腐爛透了的東西炸開了一樣。泥土撲啦啦地掉下來。“這還不止。這些年呐，他們往這個小破地方裏擱的死人太多太多。這哪裏是把死人往土裏埋啊，根本就是往死人骨頭裏埋嘛。”

他露出光禿禿的牙床哈哈大笑，然後彎下腰在腳邊的泥土裏翻翻撿撿，撿起了一截指骨。“明白我講什麽了吧？”

生命成了這種樣子，哪怕是對職業作家，此時的吸引力也絕對是有限的。我決定把話引回正題：“這是個天主教堂，沒錯吧？”

“這兒全是羅馬公教[1]教徒，”他說道，“一直以來都是。”

“這樣的話也許你能幫我個忙。我在找一個墓穴，也可能是教堂裏的一座碑。這人叫加斯科因——查爾斯・加斯科因。是位海軍上校。”

“沒聽過，”他說，“我在這兒當教堂司事都四十一年了，沒聽過這個人。什麽時候下葬的？”

“大概一六八五年。”

他無動於衷道：“啊，這樣啊。那時候還沒有我呢。去問維裏克神父吧，他大概能了解點兒情況。”

“他在裏面嗎？”

“不在這兒就在內室。內室在墻後，樹的另一邊兒。”

這時候，山毛櫸上的烏鴉不知道為了什麽突然騷動起來了，幾十只烏鴉在雨裏一邊盤旋著飛，一邊喇喇地亂叫一氣。老人擡眼瞧了瞧，隨手把指骨往樹叢一丟，突然嚷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鬧心的雜種！”他叫道，“滾回列寧格勒去！”

我本來轉身剛要走，聞言站住腳好奇道：“列寧格勒？怎麽提起這麽個地方來？”

“它們就是打那兒來的，還有八哥也是。它們本來都在列寧格勒，十月份就會跑到這兒來。那邊兒的冬天太冷，它們哪裏受得了。”

“這樣啊？”我說。

他的表情這時已經生動起來了。他從耳後取出半截煙卷兒，塞進嘴裏。“那邊的冬天冷得能凍掉屁股。打仗那時候，多少德國人都死在列寧格勒了，既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因為別的——純粹就是凍死的。”

我被這番話深深吸引住了，問道：“這都是誰給你講的？”

“關於鳥的事兒？”他問。突然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臉上滿是捉摸不透的狡黠，“幹嗎，這都是魏爾納給我講的。關於鳥的事兒他全懂。”

“魏爾納是誰？”

“魏爾納？”他的眼睛眨了又眨，臉上又掛出那副呆滯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魏爾納是個好家夥，好小夥子。他們不該那麽對他。”

他彎下腰去繼續挖土，對我完全置之不理了。我又多待了一會兒，然而顯然他再沒什麽話可跟我講了。因而，很遺憾——本來似乎會有個好故事的。我轉身上路，沿著碑石朝大門走去。

我在門廊站住了腳。墻上有塊漆黑的木牌子，上面的金色油漆字跡已然褪了色。頂上寫著：

斯塔德利村-聖母瑪利亞及眾聖徒教堂

下邊是望彌撒和懺悔的時間，落款上寫著“菲利普・維裏克神父”。

門是橡木做的，用鐵條和螺栓箍在一起，年頭很久了。青銅獅子造型的把手，獅嘴裏銜著一只大銅環。這銅環要先扳到一側才能開門，帶起一陣吱吱呀呀的刺耳響聲。

我以為裏邊會昏暗不堪、漆黑一片，然而映入眼簾的卻好似一座縮小版的中世紀大教堂，四處泛著光明，不可思議的開闊。中庭的拱頂美輪美奐，巨大的諾曼式柱子直插木制穹頂，雕飾著各式各樣的花紋——人物、走獸，精妙絕倫。穹頂兩側圓形的氣窗投射進明亮的光，這光明讓我無比驚訝。

精美的石質聖水盆旁邊，墻上有塊漆牌，曾在此侍奉天主的所有神父的名字都列在上面，開頭是一一三二年的拉斐・德・柯西，一直到維裏克的名字再一次出現為止。維裏克神父一九四三年接管了這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