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雲方寸間

終於寫到了神宗朝，我有一個願望，要把這段歷史，這段在中國古代最亂、最無法辨別真偽的歷史說個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馬光、蔡京這些影響歷史進程，轉變整個中華民族國運的人，我再不想重復之前所有史書和近現代著作裏的含糊其辭。說什麽“變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學術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誤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馬光是大歷史學家，尤其心術之正無可質疑……”

這些都是廢話，是廢物才能說得出口的。歷史是門學問，它決不是什麽任人妝扮的小女孩兒，誰想怎麽打扮就怎麽成。

因為史實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結論有問題，只有兩個可能——1，資料掌握得不夠；2，揣著明白說糊塗，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寫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國時號稱聖人的梁啟超，他寫的《名人傳記》裏有一篇是《王荊公傳》，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結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上最高明最純潔最無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兩點質疑。第一，這篇文章裏錯誤很多，神宗朝的現在沒寫，先不論，在剛剛寫完的英宗朝裏，韓琦、歐陽修是怎樣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梁啟超在文章裏對兩人的評價是“濮議之役，韓歐所為，無絲毫悖於義理，而言者猶指為亂倫滅理……”

韓琦、歐陽修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一點點的地方是不對的。這話雷人不？更何況開篇時就把趙匡胤貶得一無是處，“……以區區一殿前都點檢，自始未嘗有赫赫之功也，變非敢蓄異志覬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畢。”我在太祖篇裏己經詳細地記敘過趙匡胤稱帝前南征北戰之功，在梁啟超那兒都歸零了。

之所以這樣，歸咎於第二點，即寫作的目的。

梁啟超是當時的新政改變派，在呼喚著變法，來改造滿清，他處處為王安石唱高調，是為了給自己的事業找依據樹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與梁同時代的文學大師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也犯了同樣的毛病。

他愛蘇軾，視蘇軾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蘇軾暗合，所以在歌頌。

我不一樣，我只是個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寫宋史除了滿足聊天的欲望和買自行車的錢之外，別無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頌什麽，或者貶低什麽。

我只想寫出每個改變了中華民族國運的歷史人的真面目。雖然這很難，在理論上根本不可能。

為什麽不可能，就是歷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夢了。《宋史》是中國歷代史書裏最雜亂、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從情感上把它歸罪於第一次使漢民族全面亡國的蒙古人。因為蒙古人野蠻粗俗，不尊重戰敗國的文化，隨便亂寫，反正他們能打，寫錯了能把他們怎麽著？

這樣說，就冤枉了他們。其實都是漢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於金國時，金兵只在撤退前才沖進了皇宮一樣，此前所有的搶掠，都是在外城開價，由宋朝的漢奸們自己搜刮一樣。

《宋史》的錯亂也根源於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資料是各位皇帝的《實錄》，這是官方最權威的資料，記載著帝國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於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一個成於元朝，一個在宋室南渡之後，從根本上就沒有足夠的準確性，所以宋人的各種私人筆記，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麽提問，各位皇帝的《實錄》都完好無損，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從第一本《太祖實錄》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從神宗朝起。

《神宗實錄》前後一共被改過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範祖禹、黃庭堅、陸佃等同修，寫的過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黃庭堅說：“如公言，蓋佞史也。”

陸佃反駁：“如君言，豈非謗書？”

這裏有個參照點，陸佃此人曾經是王安石的學生，但不贊同新法，連他都看不過眼黃庭堅等人對王安石事跡的篡改，這本《實錄》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紹聖改元時，當時神宗的兒子哲宗在祖母死後親政，懷念父親的事跡，要為神宗正名。他命令國史院把範、黃、趙彥等人找回來，問內容的依據都在哪裏。這幾個人的回答超級雷人，“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都只是些傳聞！

哲宗大怒：“文字己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

於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實錄》取材於王安石的私人日記《日錄》，他把元佑版本塗改很多，以朱筆抹之，號“朱墨本”。成稿後，是第二次的《神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