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3章 臨壽春城啟大戰，登八公山論古今（二）

這回李從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實很明確。

這件事的起因，還要追溯到當年先攻淮地還是先攻兩川的爭論。

彼時王樸曾有進言：“先爭江淮，有許多好處。其一，南北之爭，得淮地者得先機，奪得淮地，便能在戰局爭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動權，在軍事上完全處於居高臨下的態勢，大唐得淮地，江南就只能被動防守；其二，江淮之地，有漁鹽之利，商賈富豪之家雲集，若能盡得江北之地，則朝廷每歲可增財賦巨萬；其三，江南諸侯，楊吳為最強，若得江南，可封鎖楊吳出海之道，使其困於一隅之地，亦無法再與契丹相通，日後平定楊吳，可四面合圍，使其無轉騰余地；其四，大唐得江淮，方便往海上通商；其五……”

吳國目前的處境，是北有大唐，西有馬楚，南有劉漢（南漢），東有吳越、閩國。但因其掩有淮地，北至海州（後世連雲港一帶）南抵長江口，故而有千裏海岸線。

總而言之，若能奪取江北，就能極大削弱吳國國力，而相應極大增強大唐國力。

原本歷史上，南唐在中主李璟時，東滅閩國西滅楚國，而自失江北之地後，國勢大衰，自此困守一隅，再無作為，最後坐等被滅——雖然滅閩、楚後，南唐並無實質收獲，而是徒耗國力，但彼時它能速滅兩國，本身就是實力的體現，沒能守住戰果，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君、臣的問題。

且說王樸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後，秦王府眾人是有一場大辯論的。

但當時孟知祥、李紹斌據有兩川，不遵號令，以大唐之臣，而妄圖行割據之實，大唐不能容忍，遂先定兩川。如今兩川安定，大唐便要爭奪淮地，恰逢吳國以為李從璟、李從榮兄弟相爭，必有內耗，又兼其整頓內政，精力有限，於是乘著老楚王馬殷新亡的時候，出兵楚地，意圖稱霸江南以壯國勢——這就給了大唐機會。

今歲以來，大唐先是整頓洛陽吏治，而後出兵楚地以援楚王，再後推行新政新一階段大政，隨之又削平山東諸藩鎮之動亂，將吏治整頓推向州縣，當此之時，馬不停蹄發兵淮地，一系列大政國策實施的非常密集緊湊。

這種密集緊湊的國政大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氣。

雖然急躁，但未顯其亂。

洛陽吏治整頓完成之後，整個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場的風氣，就煥然一新，洛陽十之二三的官員被懲辦，不僅震動了洛陽官場，事情完成之後，也使得洛陽官場煥發生機。

在這種情況下，對州縣吏治的整頓，就容易多了。

正如馮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員，在疏不在堵。貪官汙吏是懲治不完的，就算殺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場風氣煥然一新，整頓吏治，懲辦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懾不良官吏，使其畏懼律法，而後以律法為依據，整治官場風氣，重塑官場秩序，引導天下官吏務實向善。”

馮道的話，從制度上而言，就是確立一整套強而有力的監察體系，並且篤力行之，使得官員不敢觸犯律法，以此達到肅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從璟同意馮道的觀點，因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間，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最是嚴苛，甚至可稱殺人如麻，但結果表明，這並沒有甚麽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陽吏治整頓之後，國家機器的運轉更加高效，已經能夠支撐起帝國兩線作戰，並在此前提下保證新政新階段的順利推行。

馮道、安重誨、任圜、李琪、李愚，雖然不能稱為名臣，但也都是一時之選，但綱領已定的情況下，他們是能夠滿足輔佐李嗣源處理帝國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濟世之才，史書說“任圜有縱橫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可見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從璟的關系在，也就不是問題。

大唐國政大事推行顯得急躁，而李從璟仍敢出戰淮地，並非魯莽之舉，根由就在這裏。

先前百戰軍平定宣武軍後，東行山東去定諸藩之亂，只不過是個幌子罷了，意在吸引各方視線，為侍衛親軍之隱秘調動作掩護。

加之青衣衙門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還未履職的情況下，只能應對尋常情況與維持日常運轉，無法對突發性的大災難采取有效應對措施，其在大唐的勢力，被軍情處全面打擊，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這時候的青衣衙門，縱然還有些殘余，也只能蟄伏隱藏，在軍情處的嚴密封鎖下，又哪裏能及時探知侍衛親軍本就隱蔽的調動？

李從璟東行之後，山東作亂的藩鎮，因民眾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軍民畏懼李從璟與百戰軍的威名，遂不日悉數平定。

事實上，百戰軍在平定宣武軍之後，並未多與平盧軍、天平軍糾纏，而是亮出聲勢後即揮師火速南下，李從璟只帶了三千君子都，在義成軍的襄助下，很快揪出平盧軍節度使安重霸，與天平軍將領王公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