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這套叢書兩位主編之一的鄭培凱，與史景遷先生有師生之誼，是史先生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時正式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開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導之下，浸潤歷史學的研讀與思考，並且從一個學生的角度，反復閱讀老師的歷史著作，以期學習歷史研究與書寫的訣竅。從《康熙》的寫作時期開始，鄭培凱就不時與老師切磋問學，還會唐突地詢問老師寫作進度與歷史書寫的策略。史先生寫《王氏之死》、寫《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寫《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寫《追尋現代中國》，從開題到完書出版，鄭培凱都有幸過從，親聆教誨，還時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訓，提供一些不輕易經眼的文獻資料。老師對這個學生倒也施以青眼，采取自由放任態度，提供了最優渥的獎學金，有酒食則師生同饌，老師埋單付賬。在耶魯大學學習期間，鄭培凱自己說，從老師學得的最大收獲，就是如何平衡歷史書寫的客觀材料與剪輯材料的主觀想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個“一心”，則類乎章學誠說的“著書者之心術”。

《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書在1981年出版之後，鄭培凱立即以之作為講授中國近代史的輔助教材，並深深佩服史景遷駕馭紛繁史料的本領。此書不但資料剪裁得當，文筆也在流暢之中流露深厚的歷史同情，使得歷史人物躍躍欲出。鄭培凱曾自動請纓，向史景遷建議申請一筆譯書經費，翻譯成中文出版。他當時也大感興趣，認為由這個親自指導的學生譯成中文，應當可以掌握他的文氣與風格，忠實呈現他的史筆。然而，後來因為經費沒有著落，鄭培凱又教研兩忙，雜事紛沓，抽不出時間進行這項工作，只好放棄了一件學術功德，讓它變成“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逸事，回想起來，不禁感到有愧師門。這本書翻譯未成，倒是觸動了史景遷編寫一部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同時輔以一本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料選譯集的想法，商之於鄭培凱與李文璽（Michael Lestz）。這兩位學生遵從師教，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項史料翻譯選輯工作，出版了《尋找近代中國之史料選輯》（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New York，Norton，1999）。

近年來，出現了不少史景遷著作的中文譯本，幾乎包括了他所有的專書，質量則良莠不齊，有好有壞。有鑒於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劉瑞琳女士想出一個方案，策劃集中所有中文譯本，邀請鄭培凱做主編，選擇優秀可靠的譯本為底本，重新校訂出版。鄭培凱與史景遷商議此事，立即獲得他的首肯。廣西師大出版社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取得史景遷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譯版權，也讓鄭培凱感到可以借此得贖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願，可以親自監督校訂工作，參與翻譯大計。然而茲事體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讀所有的篇章，無法照顧得面面俱到，便特別延請了研究翻譯學的鄢秀，共同擔任主編，同心協力，校閱選出的譯本。

在校閱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優秀的譯本，也難免魯魚亥豕之誤。若是筆誤或排印的問題，便直接在校閱之中一一更正。還有一些個別的小錯，是譯者誤讀了原文，我們便效法古人校讎之意，經過彼此核對原文之後，盡量保持譯文語句，稍作改譯，以符合原文之意。

我們在校讀的過程中，發現最難處理的，是譯文如何忠實表現史景遷原書的風貌。史景遷文筆流暢，如行雲流水，優美秀麗，時有雋永筆觸，如畫龍點睛，襯托出歷史人物的特質或歷史事件的關鍵，使讀者會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盡。我們看到的各種譯本，雖然有的難以擺脫歐化語法，大體上都還能忠實原作，在“信”與“達”方面，差強人意。但若說到文辭的“雅”，即使是最優秀的譯本，也因為過於堆砌辭藻，而顯得文句華麗繁復，疊床架屋，是與原著風格有一定差距的。由於譯本出於眾手，每位譯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達風格，因此，我們校讀不同的譯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錯誤與翻譯的誤讀，無法另起爐灶，進行全面的文體風格校訂。

翻譯實在是難事，連嚴復都說，“一名之立，旬月躑躅”，真要挑剔起來也是沒有止境的。我們作為史景遷系列作品的主編，當然要向原作者、譯者及讀者負責，盡心盡力，精益求精，作為學術功德，完成這項計劃，為中國讀者提供一套最為精審的譯本。我們也希望，讀這套譯本的中國讀者，要體諒翻譯的限制，能夠從字裏行間，感到原作的神韻，體會原作的慘淡經營，又能出以行雲流水的筆調，向我們訴說中國近代歷史與人物。故事原來都是我們的，聽史景遷說起來，卻是如此動聽，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