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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近代的歷史學家，先受到19世紀蘭克學派的影響，在歷史研究領域強調科學實證，以考辨史實為歷史研究主要任務，長篇累牘進行考證，以顯示歷史研究的專業化。學術機構的建立、文史哲的專業分科、學術專業職場化、學術職業升遷的專業評核，把文化學術的理想轉為薪酬飯碗的優渥，加劇了歷史研究鉆牛角尖的傾向，迫使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隨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歷史學科制度的規範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敘事的歷史著作遭到學院的排斥，淪為毫無史觀與史識的歷史教科書與通俗歷史演義的領域。到了20世紀後半葉，歷史研究的科學客觀性遭到挑戰，許多史學家又從一個極端擺蕩到另一個極端，轉向“觀點”與“問題意識”為主導的探討，充滿了政治正確與社會意識的信念，強調階級、種族、性別、弱勢群體，從各種文化批判角度，進行“把歷史顛倒的重新顛倒過來”的工作，化歷史研究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

總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觀點來書寫歷史，拓展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或者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局限與歧視，固然有其價值，但全相敘述的歷史書寫傳統，還是不該斷絕的。不僅如此，歷史研究雖然已經成為學術專業領域，卻也不能放棄學術研究的基本人文關懷，不能排斥學術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興趣的歷史題材當作沒有價值的老生常談，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艱澀魯鈍作為學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來，史景遷既能著述宏觀全相的中國歷史，又能在歷史敘述的實踐上探索新的歷史研究領域，以生動的筆觸揭示新的觀點與問題意識，難怪可以雅俗共賞，也為中國歷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啟示。

中國史學傳統要求史家具備“才、學、識”（劉知幾），章學誠又加了“德”。在《文史通義》中，章學誠是這麽解釋的：“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征實存乎學”，強調的是，要有文化傳統的認識與關懷，要有書寫敘述的文采，要有辨偽存真的學殖。對於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立有專章，作了詳細的疏解，關鍵在於：“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余英時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指出，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承襲了中國儒家傳統，太注重政治倫理，所強調的“史德”偏於傳統道德的臧否，而不同於現代史學強調的客觀性：“其主旨雖在說明歷史學家於善惡是非之際必須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見（人）損害歷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這種天人之辨仍與西方近代史學界所常討論的歷史的客觀性和主觀性有不同處。”我們若把章學誠對“史德”的要求與余英時的評論放在一起，借來觀測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就會發現，史景遷的現代西方史學訓練，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國傳統“史德”誤區。反倒是因為他身為西方學者，遠離中國政治，與中國近代的政治倫理沒有切身的關聯，沒有族群興衰的認同，沒有利益的瓜葛，不會以一己偏私之見損害歷史之大公。從這一點來說，史景遷書寫中國歷史的實踐，配合了余英時的現代史學反思，為中國史學傳統的“才、學、識、德”，提供了頗饒興味的現代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