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元朝開國丞相劉秉忠

但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要站穩腳跟,就都要啟用一些得力的漢臣漢將,歷代少數民族政權中,這類人物比比皆是。到了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的身邊同樣群英薈萃,史天澤和張弘範兩位漢將,在元朝統一戰爭中屢屢橫刀立馬,其戰功不亞於諸多蒙古武士們。但相比之下,元初最傑出的漢臣,卻是一個站立在他們身後的人——元朝開國丞相劉秉忠。

他沒有嘯傲沙場的武功,沒有平定南宋的功業,但是他卻是整個元王朝政治體系的締造者,忽必烈曾稱贊他“可抵千軍萬馬”。明初宰相李善長對他格外敬佩,稱他為“定前元大局者”。清朝大儒谷應泰為他作傳,稱他為唐宋元明四朝的“四大宰輔”,與房玄齡、趙普、張居正並列。得名如此之高,原因其實簡單,在宋末元初天下大亂的時代裏,如果說攻城略地的武將,氣吞萬裏如虎的帝王,都是這個時代的破壞者,他卻截然相反,是這個時代的建設者和奠基者。

劉秉忠,字仲晦,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生於公元1216年,他的家鄉,位於宋朝時宋遼兩家爭得頭破血流的幽雲十六州。劉家從五代時期,就是幽雲十六州當地的名門望族,遼國占有幽雲十六州後,也對其非常尊崇。僅北宋一朝,劉氏家族在遼國為官者,大小就多達百人,可謂是當地第一大戶。金朝時期,劉家也很受尊崇,在北宋滅亡初期,劉家就曾被金國委派在當地為官,到了後來蒙古南下,劉家也得到重用,劉秉忠的父親,就曾做過蒙古國錄事。雖如此,多年以來,劉家為各少數民族政權效力時期,多從事的是一些幕僚、秘書之類的工作,並不曾獨當一面,直到劉秉忠的脫穎而出。

和歷史上許多名臣一樣,劉秉忠從小就是神童,而且他不但經史子集非常在行,更對各類雜學特有興趣。他尤其是個“外語人才”,8歲的時候,就精通梵文,琴棋書畫也很有造詣。劉秉忠的父親成為蒙古國錄事後,按照當時蒙古的規矩,漢人出山為官,為防其造反叛變,其子女要被扣在大元帥府做人質。劉秉忠就這樣當了人質,在蒙古大都的大元帥府一住就是5年。當時蒙古人多信仰喇嘛教,出入大元帥府的,除了各類政要外,更有番僧等宗教人物,此時劉秉忠才11歲,但是天資聰明且好學,經常主動向人求教,結識了不少好友。借著入住大元帥府的機會,不但博覽府中藏書,更耳濡目染各類政務處理,很快就有了一些聲望。17歲的時候,劉秉忠得到了去河東節度使做幕僚的機會,他少年老成,處理事務老練,結果,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吏們也格外佩服,一時間“諸吏鹹服之”。“服”是有原因的,因為劉秉忠這時期專幹別人做不了的活,比如他曾受命管理倉儲。這時期蒙古軍中,常有貴族子弟從倉庫中調動糧食,事發後,卻多是管理倉庫的官員背黑鍋,劉秉忠受命後,面對此類事情既不硬頂,也不逆來順受,而是制定了嚴格的條令,一時間“倉儲之事肅然”。

工作能力出色的劉秉忠,其實是個心氣很高的人,他並不甘心只在衙門裏做一個小吏,相反期待能夠建功立業。但此時的蒙古統治者,不會給他這個機會,這時期蒙古帝國正橫掃四方,漢族官員地位低下,難得升遷,劉秉忠既不是史天澤家族這樣的實力派,其家庭也沒有高官背景,所以在衙門裏一幹很多年,卻始終郁郁不得志。日久天長,劉秉忠的心氣被磨沒了:不幹了。21歲那年,劉秉忠辭掉公職,做了另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出家。

所謂出家,就是去當道士,他投身的派別,就是宋元時期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說全真教,現代人的印象,往往是從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裏得來的,多認為這是個“江湖門派”。事實上,全真教是宋末元初最著名的道教組織,它發源於金朝時期的王陽明(並非武林高手),壯大於成吉思汗時期的丘處機。全真教的主要思想,一是主張“清靜無為,苦己利人”,而其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宣傳“老子化胡”,即在少數民族群體中廣泛傳教,吸納信徒。全真教的壯大,早期得益於成吉思汗的支持。公元1220年,全真教丘處機在西域大雪山覲見成吉思汗,此時的全真教,已在金朝統治區擁有廣大的信徒。成吉思汗深知全真教的支持有利於其進兵中原,因此對丘處機禮遇有加,尊他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出家人”。蒙古進兵中原後,全真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幫助蒙古軍招降中原各路反抗蒙古軍的起義軍。在蒙古統治者的支持下,從此全真教“玄風大起,信徒如雲”。劉秉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武安清化入道,“清靜無為”的這些日子裏,他的學問漸漸出名,很快又被“挖了墻腳”。公元1238年,天寧寺的虛招禪師聞聽劉秉忠才學,力邀他出家為僧,劉秉忠欣然應允,在天寧寺中做了一個“書記”,而這個際遇也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虛招禪師是當時的得道高僧,更與彼時還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交好。一年以後,劉秉忠獲得了跟隨禪師北上和林覲見忽必烈的機會。在這次短暫的會面裏,劉秉忠憑其出色的口才和淵博的學識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忽必烈竟與他“暢談數夜,不知疲勞”。談到最後忽必烈發話了:你別走了,留下給我當謀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