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歐洲最景仰的中國醫生（第3/4頁）

再者，張仲景所處地區社會條件相對優越，是其成就的必備條件。南陽郡是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在東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郡治宛城是東漢“三都”之一，從經濟上說又是工商業的“五都”之一。張衡的《南都賦》形象地說明了宛城和南陽郡的繁華，這種優越的社會環境為張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最後，東漢儒學分為兩派，“北學”以鄭玄為代表，以深蕪著稱；“南學”則以司馬徽、宋忠以及其學生李仁、尹默、王肅為代表，是以約簡見長。“南學”主張“學以致用”，與現實結合較緊密，不但有利於政治變革，還有利於士人投身其他學科，學習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學之外，“算術、蔔數、醫藥、弓弩、機械之物皆教思焉”，荊州治學特點秉承“南學”，這也是一個影響張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於張仲景治學的條件，事物總是有兩面性，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漢末戰亂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南陽郡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從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為董卓、孫堅、袁術、劉表四大軍閥爭奪的對象。南陽郡遭到戰亂的極大破壞，“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是當時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這戰亂的環境必將大大影響張仲景對醫學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會思想領域，東漢時期神秘主義大為泛濫，春秋戰國時發展的理性主義精神在此時大受沖擊。漢末政治黑暗、社會經濟崩潰使人們的思想空虛無助，此時各種神秘主義思想都紛紛出現：儒學開始了宗教化的過程，道家思想結合陰陽家思想和民間巫術形成原始道教，西漢末傳入的佛教也大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蔔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社會思潮直接沖擊了醫學實踐，首先由於天命論的影響，導致人們對相術和占蔔的迷信，使人們得病後“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最終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對醫學的沖擊，漢末太平道、五鬥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聖水”，後者“事鬼” “人道病，蟄三省”“有病自首其過”，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響醫學實踐和發展。《三國志•方技傳》僅華佗一人為醫生，而其他多為術士，如朱建平相術、周宣相夢、管輅蔔筮，陳壽在書中稱這些人“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這種社會思潮的逆轉對張仲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醫學理論創建有直接的不利影響。

其三，張仲景的醫學研究還受制於當時較低的自然科學水平。秦漢時的科技比之後世還較落後，在缺乏完善的科學手段，精密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完整的生物學體系的條件下，張仲景必須用醫學理論的完善來突破診斷和治療手段的不足，巧妙運用藥物協同配伍彌補單味藥物的原始性。這一切都必須在今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條件下進行。

其四，受當時醫家門戶之見的約束。兩漢學風最重師承、門派，如五經治學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規、學風乃至嚴格的師承，向他家學習和創新往往被看作是對師門的背叛。醫家的分派雖不可考，但從張仲景“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的感嘆來看，醫學的狀況與儒學的相差無幾。因此，張仲景進行創新，以及“博采眾方”都肯定會受到這種情況的限制。

歷代醫家多以醫見業，以醫聞名，張仲景則不然，從流傳下來只言片語的歷史記載中，他除了醫術高明外，還是一位以才聞名的士人。他有著完整的仕宦經歷，所擔當的也不是太醫令一類與醫學有關的官員，而是侍中、太守一類的中央和地方高官。這種身份的特殊性在醫學家中可謂絕無僅有。

張仲景不僅以醫術享譽於當時，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也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他批評那些醫德小修、醫風不正的醫生，說“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訣診，九侯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仲景的著作除《傷寒雜病論》外，見於文獻著錄的尚有《張仲景五臟論》《張仲景脈經》《張仲景療婦人方》《五臟營衛論》《療黃經》《口齒論》等。張仲景的弟子有杜度、衛汛，俱為當時名醫。而他的理論，在後世被不斷完善，雖然傷寒疾病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仍然是中國的大害，但不爭的事實是，在張仲景的努力下，這個疾病的死亡率越來越低了。到了隋唐時代，中醫已經有了完整的治療這種疾病的辦法。中國的人口也因此直線上升，後來的中國另一個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從中受益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