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戰國時代的“生產革命”

要說春秋和戰國之間有什麽不同?恐怕可以羅列出很多來。國家政治結構的不同,軍事組織形成不同,官職分布不同,甚至諸侯國的統治者不同,戰爭的規模不同,戰爭的目的不同,社會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歸根結底到一點上,卻只是一件事:經濟基礎不同。

我們說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歸根結底,其實就一件事,這是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基礎的轉型期。按照政治學的說法,也是社會生產關系的轉型期,種種大變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最終還要落實到老百姓生活狀態上的變化。縱觀從春秋到戰國的所有變化,根本上說,戰國,改變的是中國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戰國究竟改變了中國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戰國改變中國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層社會關系的變化。如果國家的經濟體系是一個房屋的話,那麽奴隸制的屋頂,是奴隸主,地板是奴隸,這也是春秋的社會關系。而在戰國時代,這個關系隨著變法的深入,各個國家的轉型,奴隸制小國的被平滅,早已經不復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棟新房屋:封建社會關系。這個房子的屋頂,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農;房子的墻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農。

在戰國時期的風雲變幻裏,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動家,縱橫捭闔的國君們,揮斥方遒的將領,或許立場不同、陣營不同、觀點不同、敵友關系不同,卻有一點身份是相同的,他們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階級。

有關戰國時期的社會轉型問題,各類史料講過很多,講的比較少的卻有一點:這個社會轉型期的各類新階層,他們究竟是怎麽來的?比如,地主是怎麽來的?

戰國時代的地主,是戰國風雲的絕對主角。在戰國早期瓜分奴隸制國家的狂潮裏,主角是地主;在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那些持不同政見的學子們,背後的利益團體,也大多是地主;在戰國時代風雲變換的變法運動中,那些或剛硬或陰柔的改革家們,他們真實的身份還是地主。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來的。戰國時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們,其實也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形成過程。

戰國時代的地主,主要來源於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原先的奴隸主貴族,他們的身份,很像後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新貴族。在一個社會轉型的大勢所趨裏,他們的鼻子比較靈,嗅到的風向比較準,很早就主動轉化了生活方式,雖然本屬於體制內的奴隸主,搖身一變重新做人,在這個社會轉型期裏謀取了新的利益,成為新型生產方式的既得利益者。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晉國的韓趙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齊國的田氏家族。

這些“新貴族”的普遍特點,就是腦子很靈光,而且在原來的奴隸主貴族內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見。在舊體制下,他們雖然擁有封地,甚至和統治者有親戚關系,但是不具備世家大族那樣的特權,沒有對軍隊、政權的掌握能力,他們最主要的權力,就是在封地裏收取出產,保持富足的生活。因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這個社會的轉型期,他們的腦袋敢於轉彎,比如在自己的封地裏,主動改變了剝削的方式,變以前的奴隸關系,為後來的地主與農民關系,盡可能地給予各種政策,提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個變革中,他們最早嘗到了甜頭。嘗到了甜頭,就要爭取更多的甜頭,所以他們就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向舊的貴族搶班奪權。甚至執掌一個國家的政權。這部分人的共同點是,他們本身就是從舊體制內蛻變出來的,身上無法割裂與舊體制之間的聯系,這也注定了他們進行的各類轉型活動,發起的各類封建化改革,最終是不會徹底的。戰國時期齊國、魏國、趙國、韓國的國家政權,都屬於這種情況,按照過去歷史書的話說,他們最後的衰弱,也是因為“保留了大量奴隸制殘余”。

在整個的春秋戰國時代,“新貴族”們還有另外一個群體——君子。這裏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說戰國時代脫胎於舊貴族,又在新經濟形勢確立後,實力迅速壯大的新貴族群體。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個國家的王族宗室,他們的普遍特點,就是擁有大量的土地,其財富富可敵國,經營大量的新興產業,包括農業和工商業,也放高利貸。他們自己的莊園裏,也有一套完全忠誠於自己的勢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門客”。門客最多的時候,可以達到幾千人,有時候甚至可以左右國家局勢,在中央集權制度初建的戰國時代,他們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權的“異類”。這些人與國家的統治者之間,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約,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的勢力,隨著戰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門客盈門的盛況,也只能給後人徒增談資。這些人裏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戰國四君子”——楚國春申君、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他們活著的時候,大都是本國的驕傲,他們身後的幾千年裏,一直被後人看做傳奇,但是真正完成統一大業的,卻是改革最為徹底,沒有君子的秦國。